材料一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它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纯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但自高宗、武周以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均田制到玄宗朝已全面废坏，广大均田民户的土地被吞并，丧失了基本的生产资料，纷纷逃亡或者成为贵族、官僚、地主的隐户，在籍丁口大幅减少，租庸调征收日益困难。

——摘编自刘玉峰《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唐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变化》

材料二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敢有加敛，以枉法论……岁敛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摘编自《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三   一条鞭法将原有的徭役，如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合并，摊派于田亩，编征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并入田赋的夏、秋两税一并征收。除少数地方仍收实物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各地都将税赋折算成银两来缴纳，差役中的力差也全改为缴纳代役银。为了避免中间人对税银的侵占，朝廷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征银的办法，所有税银一律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提高了税收效率。

——摘编自丁晓燕《一条鞭法对当前税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一   汉代，《户律》“单独成章，成为封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篇章之一”。特殊户籍在秦的基础上，增加了“侯籍”、“博士弟子籍”等。平民户籍第一次被称为“编户齐民”。户籍登记一般为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户籍迁移也有一定的程序。还制定了“舍匿（首匿）”法，打击范围从逃亡者扩大到藏匿者。中央仍以上计检查地方的户口等。

——整理自林浩《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整理自《清史稿·食货志》

材料三   对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少子高龄化、人口高流动性现象等带来了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也给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带来诸多重大挑战。有鉴于此，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步入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树立适应人口发展变化的新思维，高度重视从人口变化的视角来谋划其发展方略与具体措施。只有真正全面把握人口变化态势并在适应其变化规律的条件下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成为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世代福祉的稳定可靠保障。

——摘编自张赢方《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应适应人口变化新趋势》

材料   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的财政控制力不断加强，设立了多个层级的财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监督机构。尤其是清代的财税制度以高度集权为特征，户部主管中央财政，制定财税征收政策，通过“起运留存”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财权和财力。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上，清代在明代的“起运留存”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解款协款制”，协调全国财政资源，在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各地财政支出的调剂，具有早期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征。清康熙时期，财税的存留和起运比例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趋势继续增强，确立了“悉数解司”制度：州县不再保有存留，原来的州县存留部分全部上交给省一级布政司。州县所需经费向布政司奏请支用，事后则“奏销”。“悉数解司”与“奏销”制度的共同执行使中央集权特征变得更加明显。针对地方无甚财权从而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加大非正式收入征收这一现象，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火耗归公”政策，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一方面将地方收入合法化，改善了地方私自加派、损害中央财政税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将火耗的征集、发放和支用权限从地方收归督抚，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摘编自张熹珂、任韵霖《财税制度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构建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