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嘉靖末，行一条鞭法，夏税、秋粮、均徭、里甲、雇募，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杂役仍复纷然。故一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清廷在财政上实行“原额主义”，即中央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监察税收完成情况。中国缺乏对人口增长的正确认识，仅关注其带来物资紧张、物价上涨等结果，将维持原额视为“善政”；原额主义在当时水平低下的行政管理下满足了财政方面中央集权的要求……帝国的财政体系中存在两种并行的制度和收支：法定财政收入（正额财政），以及法定之外“或公开或私下的不明收入”（正额外财政）。国家分配给基层的经费，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用附加性、追加性课税来解决，“中饱”“陋规”等私下捐赠，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财源。晚清之前，政府收支大体平衡。鸦片战争前，户部存银不足2000万两。1858年，户部存银仅5万两，难以维持各部运行。

——摘编自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材料三   英国近代税制的奠基石是土地税，直接动力则是沉重的债务压力。在英法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滑铁卢战役后，英国债务总额高达8.2亿英镑。为开辟财源，英国形成了包括多税种的复合税制。一战后，英国近代税收制度基本定型，出现了涵盖国税和地税的税收体系，出台了《印花税法》《石油税法》《增值税法》等法案，适应且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膝淑娜《税制变迁与英国政府社会政策研究》

材料   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的财政控制力不断加强，设立了多个层级的财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监督机构。尤其是清代的财税制度以高度集权为特征，户部主管中央财政，制定财税征收政策，通过“起运留存”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财权和财力。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上，清代在明代的“起运留存”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解款协款制”，协调全国财政资源，在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各地财政支出的调剂，具有早期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征。清康熙时期，财税的存留和起运比例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趋势继续增强，确立了“悉数解司”制度：州县不再保有存留，原来的州县存留部分全部上交给省一级布政司。州县所需经费向布政司奏请支用，事后则“奏销”。“悉数解司”与“奏销”制度的共同执行使中央集权特征变得更加明显。针对地方无甚财权从而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加大非正式收入征收这一现象，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火耗归公”政策，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一方面将地方收入合法化，改善了地方私自加派、损害中央财政税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将火耗的征集、发放和支用权限从地方收归督抚，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摘编自张熹珂、任韵霖《财税制度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构建与巩固》

材料一   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颁布新法，法令的基本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乡村主户普遍按照物力财产等第交纳免役钱，即将原来乡村上户所服差役改为募役，此前必须服役的主户只要交纳免役钱，本户便可不再亲自服差役，而由政府出钱招募人承担差役。一是针对那些“特殊户籍”的助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其具体办法是“凡坊郭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有产业物力者，旧无役，今当使出钱以助募人应役……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轻重制禄，禄有计日、有计月、有计事而给者”。

——摘编自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立足于“特殊户籍”的考察》

材料二   明朝江西宜春农业税率变化情况

——摘编自漆能廉、汪从文、谢祖安主修《宜春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