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材料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为了正确解答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就需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当代社会的性质。各阶级、各党派的人们从各自的阶级派系利益出发，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观点，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由此开始。国民党组织的文人阵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不适合中国，中国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很短，到秦朝就已消亡，鸦片战争以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组织理论反击，明确提出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点，集中批判了国民党文人阵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点。同年6月，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提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创办了《社会科学战线》，投入论战。

——摘编自盛邦和《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

材料   方志敏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回到家乡江西弋阳创建了“农民革命团”进行武装暴动,把“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写进暴动大纲。随着革命发展,逐渐建立起赣东北根据地,军队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在根据地，方志敏提出了自力更生办工业的方针和大办苏维埃工业的号召，并作出“根据地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的规定。方志敏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必须做到抓紧日常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学习，建立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指导,等等。正由于方志敏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上述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赣东北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摘编自徐占权等《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经验》

材料一   专制时代，统治者只要有能力，便无时无刻不在扩张对基层的控制权力；即使基层社会没有官派组织，也有各类代理人在执行皇权意志。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

——摘编自吴晓林等《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一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苹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摘编自邓涛《<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内容》

材料二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 文。在该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苹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 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苹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苹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 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孟艾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