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年间，“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房屋各照原编字号造定文册，内府收照”,如报恩寺的42间廊房就属于南字号。其中，军士居营房，官员所居廊房称廨舍，均免“赁钱”。“苟在朝者，皆给廨舍处之”,“不许别衙门官员掺占”,“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太祖还“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至于城中民居之廊房，则征“廊房钞”,“系民住房屋上纳”,“四季征收”,沿至明末;征“门摊”,明初收钞贯，嘉靖朝“针对开张铺面，每户征银3分3厘”;万历年间，征“房号钱”（摊派的雇佣钱）,“以门面间数征收”。然而，景泰年间，“洪武中拨住房屋，今多焚毁倒塌，而办纳房钞如故”。嘉靖年间，“御赐廊房通被军民之家占为己业，法司各官反行赁典借住，使恩制不及于品官，官房占为市业”,对各卫新军，兵部不再供房，而是“每名给银买房居住”。

——摘编自「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明史》等

材料二   建国初期，我国出现了不少乱占城市房屋的混乱现象。1950年1月，经政府机关研究后《人民日报》信箱答文：城市房屋，无论是属于城市地主或乡村地主所有、现在都不得没收，政府保护城市会馆及一般宗教迷信团体的房产，不予没收或接收。1950年11月，政务院规定：城市一切合法之私人房产出租时，其租约由双方协议订立，若有不正常租赁关系，予以取缔;公共房产出租，公私两利原则下，应收一定租金，对贫苦、烈、军、工属及集体宿舍等，可酌情照顾。1951年2月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没收后的财产（包括房产）归国家所有。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批转《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屋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指出：在一两年内逐渐完成对城市私人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之间的买卖仍应允许，但必须经政府房产管理机构登记和批准。

——摘编自何勘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

材料：可可豆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的种植和食用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历史悠久，阿兹特克帝国时期巧克力是皇室贵族等精英阶层能够享用的饮品。1544年，多米尼加的修道士带着玛雅贵族代表团谒见西班牙王子，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中有几罐碾碎的巧克力。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宫廷接纳了巧克力，巧克力饮品逐渐在欧洲中上层社会流行起来。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驱动下，可可豆生产由墨西哥的野生树林转移到大面积的种植园。可可树在委内瑞拉、中美洲栽种，然后移植到菲律宾、印尼、巴西，最后移植到非洲。

17世纪欧洲巧克力的制作技术与中美洲被殖民前使用的技术无明显差异。1776年多雷在法国发明了用于研磨巧克力和制作巧克力糊的水力驱动机，1828年荷兰的化学家梵·豪登发明了去脂、碱化的加工方法，推动了廉价粉状和固体巧克力的生产。20世纪初，美国人米尔顿·好时将生产机器和传送带无缝对接，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固体巧克力逐渐成为普通阶层可以享用的食物。

——摘编自索菲·D·科等著《巧克力：一部真实的历史》

材料   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标准时间”，多种时间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共存，时间通常意味着当地时间，取自太阳在当地天空中的位置。19世纪中期，统一时间运动开始于英国，随着铁路运输日益普及，许多城市很快效仿，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已经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正式引入世界标准时间概念，以穿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零经度(称为“本初子午线”)为基准，将世界划分为24个“标准”时区。借助铁路、蒸汽船、电报和电话等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标准时间在北大西洋地区率先推广开来。时间趋同在19世纪的全球化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使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一个普遍的、同质的、深刻的时间概念被打造成无可争辩的“现代”力量，也是西式现代化的基本标识之一，支撑着西方科学和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一部全球时间标准化的历史，根本上说是一部西方国家尤其英美等国，以全球化的名义改写世界时间进而改造国际秩序的历史。

——摘编自艾仁贵《全球时间趋同的成就与隐忧》

材料一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到1850年，英国人口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达到45%。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要求员工守时守纪的大企业工作。他们在国内出行时乘坐火车，人们航海时对帆船的依赖越来越小。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与邻居及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700年，市场已经无处不在：到了1850年，市场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棉质衣服，而不是羊毛或亚麻材质的衣服。

材料二   英国1784年至1846年对外贸易组成（不包括爱尔兰）

一一以上材料摘编自（英）乔尔·默克儿《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