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四代化的产物、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著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

——郭坚刚《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交流的频繁，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成果逐步丰富。下表是关于中华民国历史研究的部分书籍。

材料   国旗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象征，近代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国旗。

图1：清政府黄龙旗，黄底、青龙、红珠，象征皇权。（1888年）

图2：十八星旗，又称首义旗，十八颗星象征清朝内地十八行省。（1911年）

图3：五色旗，又称五族共和旗，1912年被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图4：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旗（图12左上角），是辛亥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面旗帜，由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设计，中国国民党沿用为党旗。1925年后，广州国民政府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