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 世纪，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开始向中国传教，耶稣会士们采取了迎合中国需要的措施，让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相适应。他们把皇帝、官员作为了第一突破口，传授一些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并都助朝廷制造和装备观象台的仪器、编修历法和测绘中国地理全图等，只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宫廷里。

——摘编自李锦熙《浅析国人在两次“西学东渐”中对科学的认识》

材料二 16～18世纪，欧洲形成了强劲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引进所致。教会广泛涉足世俗事务，积攒巨额财富，干预世俗政治，丑闻不断，僵化的教规成为扼杀人性自由的枷锁，这一切都动摇了教会权威的根基，但当时欧洲缺乏对其从根本上进行否定的工具。同时，随着王权的强大，欧洲开始出现专制倾向，这在法国体现得最为突出，缺少自由，很多人甚至因言论而被投进巴士底狱。欧洲人渴望言论自由，向往受制约的开明统治。在传教士译介的中国治理体制中，恰好包含他们希冀的合理因素。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