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拥有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皇帝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很多制度和规范中得以体现,汉朝廷续了秦的很多做法。然而,汉朝之所以能够国家长久,得益于它善于通过摸索或者以渐进的方式变通秦的举措,而且经常颇不情愿地采用一些新的控制手段……汉武帝继位之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启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博士中不治儒学的人一律开除,招聘数百名儒生补充进来。到了西汉末期,超过三万名儒生进入皇家学术机构。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三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史学集刊》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三个主要环节,简析秦朝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带来的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为了巩固统一,在监察制度和选官制度采取的新举措。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行省制度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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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从来不主张远征。(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耕秋收,精耕细作,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
——余秋雨的演讲
材料二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的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质,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保守”及“非竞争性”迥然不同……第二帝国带扩张性,而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明“不主张远征”的主要原因。简要分析这种特征对中华文明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第二帝国”在政治结构、经济格局和选官制度方面与“第一帝国”相比,发生的主要变化。
材料一 迨始皇吞六国,统一宇内,统治时期虽极短促,于“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 清代的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摘编自刘晓东《“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1)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一反映的历史事件及其影响。(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的表现以及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历史主题。
材料一
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
——摘引自《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引自(明)宋濂等《元史·地理志》(卷五十八)
材料三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引自康熙《清世祖实录》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列举唐代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措施,并说明其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管理A地的行政机构,简述元朝推行行省制度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康熙认为安定边疆的关键因素,并结合所学简析清朝的民族政策。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如果说秦朝只是郡守和县令由皇帝和中央政府任命的话,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分封制的创新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分封制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以来中央管理地方的主要措施。
(3)综合以上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中央管理地方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 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 为细密,且调整变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为适应疆域空前辽阔的特点,元朝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它具有双重性,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地方,主要为中央收权 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三 清代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又有创新和发展。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 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如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央专设理藩院 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制度建设 颇为细密”的表现,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2)材料二中的“新体制”是什么制度?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体制的特点。
(3)材料三反映了清朝在治理边疆时遇到了什么新问题?概括其治理边疆地区 的特点。
材料 在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中,移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匈奴时常侵扰西北边郡,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通过优厚条件吸引民众充实西北边疆。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前111),又在河西走廊设张掖郡、酒泉郡,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军屯戍边由此成为安置移民的一种主要方法。此外,政府还采取了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迁降卒于边郡等措施。这些政策既开发了边疆又保卫了边疆。
——摘编自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根据材料,指出西汉向西北边疆移民的方式,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的意义。
材料 “大一统”是汉武帝国家观的核心,其继位之初就提出要效法尧舜,实现“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汉武帝在位54年,最终实现了“四个统一”,即军事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经济统一,推动西汉王朝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对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摘编自徐平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为实现“四个统一”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并概括这些措施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古代,无论东方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能看到很多这样精彩的片段,比如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墨子和公输班的辩论。西方同一时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其舌辩逸事勾勒了人类文明史上雄辩与诡辩、逻辑与反逻辑的起点。
——摘编自李雪颜《宋元舌辩智慧》
材料二 辩论之风不仅在中国,古希腊亦蔚然成风。在古希腊,人们拥戴能言善辩的人为“智者”,当时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能言善辩,亚里士多德专门著有《辩论篇》《辩谬篇》讨论辩论术。论辩在先秦既是统治阶层内部劝谏的主要方式,也是诸侯国间利益争夺的手段。战国是士阶层最活跃的时期,游说是职位晋升的平台,口才是博得君主赏识的基础,争辩之风盛极一时。
——摘编自魏玮《从先秦寓言到俗赋》
材料三 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思想危机,中国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忧虑情绪,出现了激烈的意识争论。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的大学传授的是“五经”,包括《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此五经据认为代表了孔子的传统。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种种修正、新的注解和具有真正价值的“概述”。
儒教使之与政治局势相适应,并经受住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压力而存在下去,把它重新塑造成为自13世纪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新儒教。新儒教不仅是对世界作出理性主义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且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伦理体系。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时代结束,新儒教一直是中国哲学中不变的指南和正统学说。
——摘编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不同的时代背景,分析形成各自的论辩文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家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并在13世纪占居主导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