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看准了政治责任，非有学问及道德的人不能担当。他深通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从事政治的基本学问，但他却无从政的机会。乃广收门人弟子，达三千人之众，教以六艺，志在造就士及君子。

——摘编自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

材料二   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

——摘编自任世江《“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

材料三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

——摘编自魏长宝《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材料一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出现了诸如泰州学派及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材料   张载（1020—1077），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年少丧父，生活艰辛，却“志气不群”，喜谈兵，曾欲结客收复洮西失地，交好范仲淹，范勉励他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博览群书，经十余年攻读，逐斩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创立“关学”与其他诸家把儒学提升到一个全新阶段。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认为世界万物的一切存在和一切现象都是“气”，主张“理在气中”。又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能认识“天下之物”。1057年，进士登第，政声颇类范仲淹，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辞官回横渠后，“俯而读，仰而思。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讲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明清之际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特别推崇张载，一再称自己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启蒙运动者认为惟有向非基督教世界的东方求助借鉴，吸取合乎理性法则的思想材料。儒家学说以“道”这一理性为基本原则，成为法国哲学家倡导理性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更是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扩张所追求的社会楷模。伏尔泰认为人类文明、科技的发展史都是从中国肇始，而且长期遥遥领先。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示了反对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统治，而把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于道德的政治制度作为理想目标。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取法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卢梭、孟德斯鸠等英雄形象，成为两派人汲取思想和战斗激情的共同来源。自维新运动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怀忧国忧时之思，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而后革命派以一往直前之气推翻了清王朝，产生了中华民国。如果说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使人从神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人从孔子儒家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但倡导新文化的人们在重新审视旧传统时也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乱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材料二   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móu，相当）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材料三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但是，人们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他们开始穿与以前不同的服装，不再把全部思想与精力集中于在天堂、等待幸福的永生，他们试图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他们的天堂。”

材料四   人生来平等，这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一   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孟德斯鸠、卢梭则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象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二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楚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张岱年、万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