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远古以来，亚欧大陆的南北两部分形成了互相平行的两个地带；北方的游牧地带和南方的农耕地带。这两个地带的国家和民族经常互相交往，不管和平交流还是暴力交往，都是两个地带之间闭塞的突破，人类文明地区的扩大。民族大迁徙是亚欧大陆上南北两部分国家和民族交往扩大的一种表现形式。3至5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逐渐弃牧务农，为了寻求较好的耕地逐渐向南方农耕地区迁徙。匈奴人西迁促成4世纪中叶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的迁徙，在新建的日耳曼人诸王国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增长，最终促成了西欧社会的变革。

——摘编自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

材料二   1810年，阿根廷对英国实行贸易开放政策，许多英国人因而来此经商。1825年，英、阿两国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阿根廷政府采取诸多举措，吸引西方的农牧业移民。这一阶段的英国移民主要是中小商贩和中小农牧场主，也有少数大商人和大农牧场主，1852年，大量英国企业、金融公司、交通运输和建筑公司在阿根廷建立，大批英国管理人员随之进入阿根廷，据统计，1895年到1914年间，阿根廷80%以上的制造业和75%左右的贸易掌握在英国移民手中，英国移民在阿根廷兴建学校，大量招收阿根廷本土学生。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私立学校中，英国移民及后裔所占的比重仅为40%左右，英国外交大臣坎宁说：“拉丁美洲已经独立，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太糟糕的话，它将属于英国。”

——摘编自卢玲玲《19世纪英国对阿根廷的移民及其影响》

材料一   公元4世纪开始，因受匈奴人的威胁，日耳曼人开始大迁徙活动。这一活动给欧洲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3世纪罗马奴隶制危机全面爆发，奴隶、隶农的起义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起义，连续地、反复地从根本上动摇着西罗马帝国的统治，然而帝国内部的反抗斗争却始终没有冲破帝国的防线，后来日耳曼人的入侵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日耳曼人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存在时间长短不一，政权也不完备，但它们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各王国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制所必需的因素。日耳曼人从罗马人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中最好的部分都转到了贵族和王室代表人物手中，这打破了农村公社的平等原则，促进了封建大领地的形成。日耳曼人还把罗马土地上已经产生的，但又为罗马奴隶制上层建筑所束缚的隶农制发展起来，而隶农制是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先驱。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曼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二   民国建立以来，移民活动范围在晚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随着铁路的加快修建和铁路联运政策的推行，华北民众因战乱、饥荒等因素大量涌入东北。关内移民到达东北后，大都乘坐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和南满铁路上的列车，经沈阳、长春，一路向北深入到达哈尔滨、绥化等地：移民进入东北后，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重要城市为中心，沿铁路线向周围地区扩散。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关内移民的涌入被迫中断。东北地区除了有关内移民涌入，此外，还有俄国移民的自北至南流入，日本、朝鲜移民的自东到西流入，三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东北移民的整体流入。

——摘编自亓冠华《论民国初期东北关内移民的流动特点》

材料—     明隆庆初年，政府准许人民出洋贸易，大量商人移居海外。明末南洋地区的华侨总计约有10万人，在籍贯上，以闽人为最多，其次是广东人。闽粤地区地狭人稠，兼有下洋之便利，许多人只好出洋以求生计。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纷纷在南洋建立殖民地，出于开发当地的需求，殖民者起初对华侨采取招徕政策，导致华侨的大批出国。在清代前期出国的华侨中，商人的比例有所减少，贫苦、破产的农业和手工业者则逐渐占有多数。他们与当地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家乡，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良田和城镇。从明末清初起，南洋等地的华人社会不断扩充，华人与当地人通婚而形 成跨文化家庭，为当地文化注入新鲜的元素，并渐渐融入当地社会。

——摘编自赵红英、张春旺《华侨史概要》

材料二     19世纪40-70年代，有三四十万名“契约华工”输入拉美地区。他们在拉美主要从事开矿、修筑铁路和公路、种甘等艰苦工作。华工在“契约”到期后，纷纷在当地落脚，靠贩卖小商品和手艺维生。大多数人慢慢发展为小商人，一些人终成富商，逐渐在当地形成一个华商阶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商的经营活动已遍及拉美100多个城市。在华侨聚居区域，他们往往自办华侨子弟学校，创办华文报纸，既宣传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也介绍居住国的文化习俗。与东南亚华侨 相异，拉丁美洲的华侨成为老死他乡的“单程移民”的情况十分常见。究其原因，一方面，家乡山迢水远，交通不便；另一方面，当地人少有种族歧视，民族关系和谐。在传统华人时代，拉美华侨与当 地民族通婚已很常见，这对华侨融入当地社会客观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摘编自高伟浓《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华商与华工》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夏禹推行“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运动，当时统计总数为1355万人。秦国商鞅下令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十三类分别统计，此乃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秦始皇创立“上计制度”，即人口、钱根统计制度。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此为我国首次较为精确的人口普查。隋朝颁布“输籍法”，唐朝进一步改进。明朝推行“户帖制”，将居民人口逐户登记在册，内容包括姓名、籍贯、性别、年龄、住址、职业、产业状况等，还要注明是“军户”、“民户”还是“匠户”等。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统计为10684435户，56774561人。英国学者卡尔津看到这样的“户帖”后惊叹不已，称其为“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实行的人口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已经与现代人口普查一致。

——摘编于彭欣《中国古代的人口普查》等

材料二   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根据2010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普查年度的11月1日0时。新中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1949年毛泽东指出：“人多力量大”，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1982年人口普查的调查结果为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00818万人，首次采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同年，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90年人口普查是为了查清中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方面的变化，为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检查人口政策执行情况提供可靠的资料。201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6%，远超国际标准，故此政府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摘编于《全国人口普查》等

材料   20世纪以来，德国哥廷根大学被誉为“数学的麦加”，每年都有大批高水平数学博士毕业。但是，即使如约输·冯·诺伊曼这样已在集合论方面小有名声的科学才俊，也只能充当汉堡大学数学系的编外讲师。20世纪30年代，上述形势更趋严峻。1933年4月，德国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截至1935年底，已有44名德国数学家被迫离职，其中以犹太学者居多。同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优先营救德国数学家难民，并通过美国数学学会将他们迅速安排到大学里的研究岗位。1935年后，迫于美国本土数学家的力，基金会和数学学会的营救速度放缓，往往只能营救一流水平的数学家，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应用数学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德国数学家库朗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涵盖了数学、力学、计算机、统计和概率论等研究方向，其研究团队中成长出了9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彰显了巨大的成效，研究所也被誉为“世界应用数学分析之都”。

——摘编自李工真《20世纪“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洲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