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而苦难也定格在1845年的夏天。1845年夏，马铃薯霜霉病持续的、大范围的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饥荒发生。1846年马铃薯病害已经几乎蔓延至爱尔兰的所有郡，各种疾病也开始流行……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泰晤士报》也加入了论战，反对“最不可靠的作物和最差的食物”，在它看来，上帝的意图不容质疑，它迫使特别需要改变的爱尔兰人接受另外一种不同于马铃薯的生计手段。整个大饥荒期间，尽管英国政府也启动饥荒危机救助机制，但是所有这些有限的努力对于这场空前的大饥荒来说仅是杯水车薪，大饥荒带来的死亡人数巨大。马铃薯饥荒导致了营养不良，身体免疫力下降，于是疫病流行，饥荒与疫病交替肆虐，让爱尔兰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大饥荒带来空前对外大移民运动，主要移民方向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本土。大饥荒后激发了爱尔兰独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爱尔兰人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思考本民族的未来之路，最终爱尔兰人选择以本民族自己的方式决定未来，1922年爱尔兰实现自治，1949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历史积怨直至如今都未能彻底化解，北爱尔兰问题仍旧是当今英国面临的重要政治议题。

——摘编自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

材料一624年，唐太宗下诏成立太医署。629年，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开始在某些州郡建立。至此，传统"师徒相授"模式有所改变。太医署非常重视考试，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每月、季及年都有考试，以评核成绩，并规定学习九年仍不合格者，即令退学。而医师们的升迁制度也是基于他们的成功治愈率。公元713年，地方政府可自行委任教师到这些地方医学院教授。公元723年，地方政府已被授权可指派医师为本地民众服务。

——摘编自李成文《中医发展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医进入中国，中医学的有识之士迫于生存压力，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北洋政府开设新式学校，但把中医药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界人士意识到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遂有业界名流向政府请愿，也有一些人开始着手筹建学校。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中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等纷纷成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高度重视传统经典的教授，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开设了金匮要略等17门中医课程，也教授学生西医知识。中医在推行学校教育的同时，仍继承了师徒相传的模式，部分名医公开教学之余，仍带徒授业。民国中医学校重视临床能力培养，各校都设有临床实践季度，部分学校甚至安排半天课堂教学半天随师临床时间的教学模式。

——摘编自朱建平《百年中医史》

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主要活动

宋明理学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民主理论的探究

——以上摘编自王永奉李卿《历史地图册·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一   尽管18世纪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和报道的欧洲文化名人和启蒙大师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中国是一个更古老、更伟大的文明的看法，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是更开明的文明。有不少可学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都提到过中国的考试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使官吏地位人人皆可争取，并非生而有之，欧洲不能与之相比，应加以采用。伏尔泰对比欧洲宗教仇视异端的残酷性，认为中国是伦理道德最好的民族，他欣赏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莱布尼茨由于对德意志分裂割据、战乱不止极端厌恶，因而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十分向往。

——摘编自马克毒《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就外国人所编译的书籍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林则徐、魏源等通过阅读传教士译着的西方史地书籍成为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奕䜣、曾国藩、张之洞等都不同程度地阅读过中译西书。李鸿章甚至在1889年用培根、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戊戌变法后，出现了中国人自主译着西学书籍的高湖，译书的重点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