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 古代政府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疫病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太医署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药局等官方机构。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据估计， 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遣传抵抗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材料一   希腊医学强调具体的解剖结构，对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描述，是以具体的客观解剖形态为依据的。或许是在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思想理论影响下，希波克拉底学派采用了四体液说：黏液、血液、黄胆和黑胆，它们是“宇宙四种元素或四根”，即火、空气、水和土在身体内的表现，每种体液对应着热、干、寒和湿四种基本属性。他还强调治疗不仅包括食疗，而且包括洗浴和按摩，还有许多草药，包括催吐药和祛痰药。不过，希波克拉底最著名的可能是他的学派采用医誓。医誓的主要内容是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医誓非常详细地明确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它在历史上为医生赢得了很高的地位。

——摘编自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材料二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比利时人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近代西方医学开始兴起。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现血液循环。18世纪，意大利人莫干尼使用显微镜等建立了病理解剖学。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倡导细胞病理学。19世纪下半叶法国巴斯德教授创立经典免疫学，在其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19世纪，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血压测量、体温测量等成为临床诊断辅助手段，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面对的问题。1860年英国南丁格尔创立护士学校，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摘编自林成滔《科学简史》等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较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牧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痪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教疗事业探析》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选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一   古罗马灭亡后，欧洲文明大都不关注公共卫生问题。19世纪末期，传染病在世界肆虐了12年之久，霍乱连续18年侵袭美国。欧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公共卫生问题，努力控制疾病传播。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地方区域实验室、公共教育项目以及大学和其它机构的研究，法律强制公民接种疫苗。白喉、痢疾、猩红热和伤寒的发病率在发达国家日益降低，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减少传染病的发生。1977年随着索马里治愈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人，人类消除了第一种恶性传染病。

——（美）丽贝卡弗格森《影响人们生活的历史》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材料一   明末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1641年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大批死亡。期间明政府出资千两白银命太医院治疗瘟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自春二月迄今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又出二万金下巡城御史收殡”。鼠疫随着李自成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帝下“罪己诏”;地方士绅募粮药，“身至被灾之家，计口授食”;民众祈神、驱鬼、祭祀仍无法抑制疫情，形势惨重。

十六到十七世纪伦敦鼠疫盛行。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病患家庭主动隔离，1603年，强制隔离制度经议会认可成为防控疫情的主要手段之一。期间，政府颁布法令，要求瘟疫期间及时清理街道污物、禁止牲畜游荡、取缔城内屠宰场。将掩埋死者、清理垃圾、物件消毒等作为地方防疫对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来救助因瘟疫、灾荒造成的流民。坚信“疾病的康复是把握在人的手中的”这一信念也促使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等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中国的近代卫生防疫体系开始建立。1919年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求卫生之术而谋防治疫病之道也”。为开展日常防疫、预防时疫流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下令各省设立卫生处，市县设立卫生局，先后公布《污物扫除条例》《取缔灵枢暂行章程》《饮食品制造场所卫生管理规则》《工厂安全及卫生检查细则》等法令。1932年霍乱大流行期间，防疫组织在“一些大城市及港口建立”，实施预防注射，查询隔离染疫病人。民国后期，专门的传染病救治院(室)逐渐增多，除政府自己创办外，还鼓励外国教会创办医院。1932年南京成立了夏季流行病预防联合会，开设了有40张病床的隔离医院，北平、广州、上海等城市也建立起类似的医疗机构。

——摘编自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