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贾谊《过秦论》

材料二：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元朝的疆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朝的疆域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横向上大致是东部沿海到今天新疆地区，纵向上从南部的沿海地区到北部的鄂霍次海都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中。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为了巩固边防，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地方上，元朝则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管理事务。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元朝不仅实现了对吐蕃广阔地区的管理，而且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帝师和宣政院。在西南边疆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进行管理，并大量任用当地土官，因俗而治，史称“土司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也全力以赴地弘扬“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

——朱熹《朱子语类》

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命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通过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武帝先后收复河南地、河西走廊及漠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长期以来的威胁。西汉加强边塞建设，构建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与之相配合，朝廷组织屯田和徙民实边，“皆与犁牛”，调发数万人至西北挖渠饮水，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还设置使者校尉等官职保护商旅往来和为过往使节提供食宿，由此架起了西北地区对内对外的桥梁。西汉经营西北的方针为以后历代政权开发边疆提供了基本模式。

——摘编自钟银梅《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欧洲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汉朝）开始沿路建立屯戍，并把秦始皇所建以防匈奴的万里长城向西边延长出去。古长城之向西延长最初的用意自然是保护新开通的中亚大道”。《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古代驻在边境上的烽火台），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元年（公元84年）十一月，北单于派人驱牛马万余头与汉商贾交易。北匈奴诸王大人前来，所在郡都设官邸接待。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气候异常干燥，地形复杂，加之骆驼、马匹运载能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唐与吐蕃及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剧增。安史之乱后，“国家用度”尽仰江淮。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最终绿洲古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价值。

——据费正清《剑桥中国古代史》等整编

史料一   西汉时期，张骞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首次开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断绝。东汉时期，班超从洛阳出发，再次出使西域，他到达了西域，他的随从到达了罗马。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对话。也是在东汉，印度僧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洛阳，将佛教传入中国，从另一个角度拓展了丝绸之路。唐代，洛阳人玄奘沿着丝绸之路历时19年到印度求取真经，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写下了《大唐西域记》。

史料二   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唯一来源。

——摘编自葛剑雄《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