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利玛窦的意大利姓名是玛泰奥·利奇，为了带上中国姓名的韵味，他自称姓“利”名“玛窦”。在服饰方面，利玛窦改服儒士长衫，以优游于士大夫群中。洞悉中国内情的利玛窦深知，要使被中国人视作“旁门左道”的天主教真正植根于中国土地，最要紧的是和学术阶层相联络，有必要以学术为媒，借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材料一   中国近代新生的资产阶级面临着较西方先贤远为复杂的局面。它在发展近代民族主义的同时，不仅要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而且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但它所借用的西学武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反封建斗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和破坏固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的文化认同因之便有被削弱的危险。这与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在借重西学批判传统的同时，又不能不强调传统，维护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并兴，不仅是社会文化功能使然，而且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

——摘编自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既难以摆脱具有千年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又无法避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加以正视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是在西方军事、政治及文化等多重冲击下得以型塑的。尽管它有着千年传统的民族观念内蕴其中，但主调还是效仿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这一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迁特点曾被许纪霖概括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为核心的文明论，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诚然，这一基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外御西侮，内行革命亦即“反帝反封”的过程中与激进主义思潮互为绾结，确乎展示了其所具有的异常明显的效用。

——摘编自杨毓团《从“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到“新天下主义”》

材料一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

材料二 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没有到过中国，但通过阅读来华传教士、商人、使节的著述，以及与汉学家和中国留学生的直接交往，他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认为，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道、礼或理，就是这个造物的上帝。它要求人们无论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即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人类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正如赫德逊所言：“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