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一定角度看，古代中国社会史就是一部“社会教化史”。中国传统教化思想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整合行为。在国家层面重视对教化的弘扬、表彰和政治推崇。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同时辅之“仁政”，从制度上保障教化的推行，故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精英统治阶层要求做到率先垂范。正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历史上，地方士绅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德性高尚之人成为人们推崇和学习的对象，他们可以利用自身声望和社会地位支持着家族、家乡的发展。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材料二   《唐律疏议》提出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指导思想，而罗马日耳曼法系下的《法学总论》把基督教中衡平的理念引入法定权利和义务。《法学总论》中存在着大量的强行性规范，其规定只是单纯地否定或强行要求某一行为，很少阐述若违反该法律应负的法律责任，而《唐律疏议》在相应规则后都附有不同程度的处罚性规则。《法学总论》对物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它将物权分为了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并对每一项物权进行了以篇为框架的阐述，而《唐律疏议》缺乏“所有权”这一重要概念，在债的制度上，唐律则体现出朴素、简洁的特点，其广度仅涉及契约、侵损等领域。

——摘编自陆涵缘《浅析＜法学总论＞与<唐律疏议＞的差异》

材料一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乡里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组织,乡绅是指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士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摘编自林辉煌《“皇权不下县”治理方式的历史两面性》

材料二　社区事务高度“自理”。在美国,社区的事情不由政府包办而由社区居民自己决定。由当地居民自愿组成的社区委员会是社区管理的核心机构,对社区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社区委员必须是居住于本社区的居民或在本社区从事商务活动的人,他们通常在本社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享有一定的威望或具有某方面的特长。委员是义务担任的,不拿报酬,有少量补贴,服务好可以赢得社区居民的好评。

——摘编自汪燕《美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什伍组织,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互相监督。唐朝的邻保制度,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彼此之间相互监督。北宋王安石实施的保甲制即源于此。清初实行里甲制,后来改而推行编制严密的保甲制:从城市到乡村,以十户为牌,设牌长;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1835年,英国颁布法律,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律规定自治市的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