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重农思想，而且在农业生产方面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推广普及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其中也包括农业生产工具。汉代专门设立主管农业生产的官职，“搜索都尉”赵过组织大批的能工巧匠，对农具进行创制、研发、改进和推广，大力推行牛耕技术，使犁耕技术得到了普及与应用；唐代创制了曲辕犁；等等。这些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犁耕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胡泽学《试论中国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材料二   近代中国养老院的发展，其推动力一方面有历史的沿承……到了近代，这一历史惯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与西方国家的榜示有关。19世纪下半叶，我国近代一些思想先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纷纷提出效仿西方，设立养老院。冯桂芬要求推行养老室等慈善救助组织。……上述倡导之外，舆论界也不断刊文，介绍国外的养老院。

——摘编自苏全有《有关近代中国养老院的三个问题》

材料三   番薯（甘薯）传入我国，名称因地区而不同。番薯传入我国的途径大概有二：一是由海路传入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一是由陆路传入西南边疆的云南。番薯传入我国后在各地传播得很快，在明代后期数十年间，闽广就广为种植，江浙也开始发展。到乾隆年间，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三省未见有番薯种植的记载之外，其他各地都已种植。由嘉庆至道光，番薯的种植在各省区向纵深发展，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材料一   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26年写道：“这场把欧洲浸润在血泊中的战争已经……唤醒了远离我们的土地上人民的独立意识……过去几年里，一切都变了。不论是人还是思想，就连亚洲本身都变了。”

——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进程》

材料二   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

——1941年8月英、美两国首脑签订的《大西洋宪章》

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的福利，要按照民主的原则解决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迫切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摘编自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拒绝战争，维护和平”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声。美苏“冷战”加剧，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使整个世界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由于领土纠纷、民族宗教矛盾及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等，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时常爆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对地区和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国际上各种力量相互制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许多有良知的科学家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他们纷纷投入到反战和平运动中，推动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1985年联合国通过《国际和平宣言》，要求“各国人民与联合国一起共同努力，捍卫和平与保障人类的未来”，2001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从2002年开始，每年9月21日为纪念国际和平日。

——摘编自陈新慧《对反战和平运动问题的分析》

材料一   欧洲人在技术（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经济和行政上的成就远优于亚非地区的人民。借着这些成就，欧洲人能够让亚非地区的人民在世界市场上享有他们的成品，大量工业生产的利益，改进了生产力，较佳的保健及教育、内政上的安全以及改善了的行政。欧洲商人、工业家、拓殖者、工程师、教育家、行政者往往包含传教士的精力、技巧和耐心克服着亚非静态社会对进步缺乏兴趣，并且把亚非地区导向一个以技术与理智为基础的世界社群。

材料二   欧洲人借着滥用他们军事上的优势，并且受他们工业家渴求廉价原料推动以及为他们的大量生产找市场，欧洲国家的政府把亚非地区独立的人民拉到他们的轴心里去，在经济上剥削他们，挫折其本土经济的增长和民族生活，否认他们自决的天然权利，攻击他们的文化，并且把他们暴露在所谓的西方文明的罪恶之下。

——以上选自《殷海光文集》

【推荐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