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尉卒律》（内容多为秦统一前后的律令）的规定来看，秦在里吏任用上有意避开地方豪强，推行里吏与帅豪（地方的社会领袖）分离、行政权与社会性权威分离的新政策。《商君书》有《去强》《说民》《弱民》三篇，文句相关，主旨相近，都是讲治国为君要干预和削弱民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自治秩序，使之无力抗拒国家统治，从而为国所用。就制度设计而言，秦的立法者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希望在官僚行政系统之下塑造出一个驯服的里吏层级，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因而绝对服从，为上级监管邑里，控制民众。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材料二：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族及其领袖—乡绅是发展地方自治，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明清以降，宗族组织不仅遍布中国乡村，而且迅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主要依靠乡绅领导的宗族组织的自治。国家在县以下虽然也设立保长、里长之类，但人数极少，且只负责赋税以及兵役、劳役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其他诸如和谐稳定、文化教育、扶贫济困等，则完全依赖宗族等社会组织。
——摘编自韩海浪《宗族与古代基层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以来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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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3世纪末叶，庄园中富裕农民兴起，成为"头面人物"，也称"庄头"，他们在村庄中担任各种公职的……最迟到15世纪中期，……没有他们的合作，领主就难以进行管理。庄园法庭有一定的诉讼程序……很久以来就依袭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诉讼和审判，这些惯例规定既保证领主对地租的占有，同时也是对领主任意勒索的限制。在法庭上，庄头及其他庄园的执事人员常常作为起诉人，对那些侵犯领主特权的人进行指控；佃户包括农奴佃户则根据惯例据理力争。法庭由庄园全体成员组成，出席法庭和参与判决是庄民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庄头常常起到“召集人”、“中间人”的角色。
——摘编自侯建新《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英】马修·黑尔《英格兰普通法史》等
材料二 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儒士吕大钩辞官回乡后，制定了《吕氏乡约》，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互助等方面作出规范性的要求。在该乡约的引领下，当时的蓝田地区民风淳朴，甚至关中一代的社会风气也深受其影响。……明代中叶商业兴起，社会流动加剧，各地乡贤主持的善会、善堂大量涌现，族内更有"义宅"、"义冢"，尤其有"义田"（原指称为赡养族人或贫困者而置的田产）补充"学田"（由国家拨给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助办学）之举……明代，乡约改为宣讲朱元璋"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谕"，并以《大明律》解释……清代乡约基本沿袭明朝模式，《大清律例》进一步渗透，由此政府对乡村基层控制不断加强。
——摘编自人教版选择性必修1、浙江义门陈氏宗族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古西欧"头面人物"产生的基本条件，并概括他们在西欧庄园自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结合时代特征给“乡贤”一个定义，并概述其在基层治理中所起的作用。
材料
| 史料 | 史料 解释 | 结论 |
 云梦睡虎地秦简 | 云梦睡虎地秦简包含了秦律十八种，其中包括农业、仓库、货币、贸易等的《田律》《仓律》《工律》《关市律》。 | （1） |
| 尊君：祝圣寿；宣圣谕；讲礼法；急赋役。 祀神：礼先师；处里社；谨乡仇；秩乡厉。 崇祖：修族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祀；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 睦族：定行次；遵约法；肃家箴；实义仓；处家塾；助农工；养士气；扶老弱；恤忧患；戒豪悍；严盗防。 ——（明）《长沙檀山陈氏族谱》族约 | （2） | 乡约族规以儒家伦理秩序数化基层民众，巩固统治秩序。 |
|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 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敬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劝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康熙帝“圣谕十六条” | （3） | （4） |
材料一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简析中国古代推行“乡里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的利益为切入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开始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农抗会、妇抗会、教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系在敌后根据地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变革作了准备。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治理乡村与中国古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提出乡村治理的合理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