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共对峙时期，主力红军不断加强与地方联系，在群众工作中将帮助建设党组织放到重要的地位，有效地纾解了动员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使武装暴动向建立政权转化。如红四军第一纵队在闽西分兵时，就在各处派出政工干部，“有党的地方，就作区委委员或副书记，无党地方创建党，对外为红军政治部的代表，帮助苏维埃工作。他代表一纵委的精神，实现一纵委的工作路线”。依托地方党组织，主力红军能够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来推动革命，也使主力红军有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坚实基础。苏区在地方上实现了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基层社会，三者领导机构合一、苏维埃主席同时是党的支部成员，党的支部书记是苏维埃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掌握着地方武装。这样的体制很有效率，很适合扎根基层开展革命的需要。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结合在一起，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整风”“一五”计划等党和国家一系列维护新生政权的举措中，军队的主要任务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亦需围绕党和国家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依据军队内的思想情况，消除军队内不良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党和国家时事政策，培养阶级意识，激发军人维护新生政权的积极性，维护政权建设的热情。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体现在混合军种的建设、军队三大条例的颁布等多方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展，是党为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长远考虑。

——摘编自赵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49—1956）》

材料一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洛川举行。会议指出，只有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才能获得抗战胜利。会议确定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和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护与扩大自己。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明确提出红军战略由国内的正规战转为对日的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在战略的持久战中转变敌我力量对比。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在全国解敢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彩势，为我军作战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向各解放区进攻的敌人分别引诱到解放区内部朱打，以空间换取敌人的有生力量，分散和削弱敌人，扩大并加重敌人军事上的弱点，以而争取在全局上改变敌强我弱、敌攻我防的战略形势。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坚决执行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使战争形势发生了于我有利的重大变化，为我军结束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摘编自姚杰《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材料一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连年战争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大量难民、灾民、移民涌入陕甘宁边区。为帮助这些困难群众在边区（解放区）生存下来，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难民办法的布告》《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的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同时，边区政府将直接救助和生产性救助相结合，强调以工代赈和群众互助，通过开荒、灭蝗、挖野菜等生产自救活动，带领灾民恢复生产。另一项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是拥军优属政策，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荣誉军人抚恤办法》《苏中区优待在乡荣誉军人暂行办法》等文件，对军人及其家属可享受的物质及精神优待作了明确规定，如革命伤残人士可领取抚恤金、补助金，对军烈属要在生产资料及生活物质上予以帮助等。

——摘编自林淑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保障的百年探索实践及启示》

材料二   欧洲各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步入全面建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相继完成了有关立法工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税收大幅增加的鼓舞下，西欧各国政府盲目乐观，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增添保障项目，扩大保障范围，提高津贴标准，放宽受惠者条件，结果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持续大幅度增长，进而使这一制度因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而面临严重困难，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严重，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面临这一新的形势，西欧各国政府均对此前形成的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摘编自郑文彬《社会保障——欧洲社会的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