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齐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梁武帝“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唐前期有的佛寺设置了疠（麻风病）人坊，僧侣替病人“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武周末期，寺院中病坊数量增多，影响扩大，政府遂于长安年间（701-704年）设置悲田使管理其事务。因病坊置于寺院，悲田使对病坊仅行监督之权。

——张志云《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材料二：文艺复兴给医学带来了两个不朽的影响：人道主义和解剖学。“解剖学之父”安德鲁斯·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对盖伦主义造成巨大冲击。16 世纪至17 世纪，伽利略、笛卡尔等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纷纷加入到医学研究领域，医学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工业革命促进了听诊器、眼底镜、皮下注射的发明以及镇静安眠剂氯醛和麻醉剂氯仿等化学有机物合成，改善了手术条件，使用乙醚等麻醉术和消毒术逐渐流行起来，开始进入消毒与无菌时代，使得外科技术迅猛发展。

——李文辉等《西方医学简史回顾及其哲学思考》

材料三：美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国家，长期以来，多任美国总统试图引入全民医保制度，终因受到有关利益集团反对和自由主义观念禁锢而搁浅。于2014年1月1 日正式实施的“奥巴马医改法案”，最重要的内容是将3200万美国公民强制性纳入医保范围。但新法案的推进仍遇到医师协会、富人、律师及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的较大阻力。目前，有17 个州选择退出医疗救助扩展计划，5个州保持观望态度。

——谭相东、张俊华《美国医疗卫生发展改革新趋势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大历史”（big history）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由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大历史”研究的出现，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首先，精密计时革命、DNA的发现、板块构造理论以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为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后冷战时代的趋势也有利于“大历史”研究的出现，比如全球化与环境保护等。与此同时，“大历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如仅凭现代科学知识能够建构令人信服的宇宙史吗？对历史学家而言，以如此巨大的时间段来探究过去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大历史”研究能否成为一个明确的史学研究类型，还有待于在时间中去检验。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的内在关联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应运而生……“大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它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包括“大历史”在内的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使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