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材料   历代王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的管理权交给基层自决。但导致地方上存在着各种利益小圈子。明朝朱元璋针对中央的命令在基层执行难度大等问题进行改革。对于县以下的组织以一百户为一个单位，其中每十户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为“甲首”，作为管理者；再设置一名“里长”，负责管理十个“甲首”，并直接向县衙汇报。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代表政府征缴税粮。无论是“甲首”还是“里长”，都不是上级官府指派，也不是由基层选出，而是实行轮换制。在一百户人家中，按照富裕程度（主要是人口和收成）排出次序，前十名的人家轮流担任“里长”，每户任期一年；第十一到二十名的人家轮流担任“甲首”，任期也是一年。这招看似让基层更分散，但实际上因为“群龙无首”，基层组织对中央的“抵抗力”便被进一步削弱。

——摘编自爱影《“皇权不下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