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清是中国社会治理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官方系统与民间系统之间原有的力量对比被打破。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事到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官方的基层治理系统逐渐失灵，以乡绅为中心的团练组织成为应对社会动乱的重要力量，民间治理系统开始一枝独大。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促使国人逐渐觉醒，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因此，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原有的“公”与“私”两大系统之外，逐渐衍生出新的治理主体。晚清时期，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身影。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通过在军事上采用集中清剿和在政治上分化瓦解的手段平息匪患问题、此外还建立和整肃自卫军和保安队以增强地方武装力量来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陕甘宁边区前后颁布了20多项相关法令来禁烟禁毒，设立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禁烟禁毒相关事宜。1937年至1945年，因天灾、战争，大量难民、灾民涌入边区，总计达266619人。边区鼓励移、难灾民开荒自救，安置移、难灾民。政府规定：移入边区的难民或灾民享有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协助解决生产工具，免纳两年至五年之土地税，减免义务劳动负担等方面的优待；移民享受和边区人民同等的民主权利。并颁布了多个有关婚姻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同时废除早婚陋习，彻底革除旧式婚姻，努力从各方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此外，边区政府还注重采取多种措施改造游民，营造新风。

——摘编自姜秀华《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