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列材料

农业是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古代中国商业产生并不断发展。回答下列相关问题：

（1）中国历代封建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什么？历代封建王朝执行这一经济政策的目的有哪些？

（2）商周时期，我国商业经营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3）与唐朝以前相比，唐朝后期及其以后，我国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2006年2-4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以明清时期的商帮为原型的，请问明清时期的著名商帮有哪些？

（5）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被打垮………”

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清政府是怎样从经济方面“不顾时势”的？

（6）概述当清王朝“不顾时势”时，西欧诸国的发展概况？

材料一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 瓷都景德镇“聚佣万余人”， 德化地区“骈肩集市让， 堆积群峰起， 一朝海泊来， 顺流价倍斐， 不怕生计穷， 但愿通潮水”，瓷器远销亚欧非，外销空前发展。16—18世纪，英、法、荷、丹、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设立贸易机构，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外销瓷器为满足各国不同需求， 开拓了   “纹章瓷”     “广彩瓷”等新品种。华瓷广泛进入欧洲社会各阶层，并掀起了华瓷收藏风潮。在中东， 华瓷则被广泛用于伊斯兰建筑中。

——摘编自黄纪阳《明清华瓷外销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 西班牙、 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瓷厂大都采取工业化生产方式，运用抛光、平面切割技术提供新型陶瓷装饰材料并进行大批量生产，在国际和中国市场排挤中国瓷的生产与销路。而中国陶瓷仍然采用焚香计时、试片测温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方法。由于自身存在的各种因素，中国陶瓷生产日渐凋零，不仅退出了国际竞争，甚至国内市场也逐渐被日本和西方占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变成了一个陶瓷进口国， 高档细瓷需要大量进口。1927年以前， 景德镇每年产值为1000万元，   “据最近江西陶务局调查去年(民国十八年)景德镇瓷器出产总值实减少三四百万元。”到 1932 年，全年产值仅60万元。这种巨大反差， 引起爱国人士反思。

——摘编自练崇潮《近代中国陶瓷业发展轨迹》

材料一   中国明清江南工业是“超轻结构”，纺织业是明清江南工业中最大的部门，在对整个江南地区棉布产量的估算中，“明后期江南的棉布产量为5000万匹，清中期为10000万匹”。斜身式花机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发展了纹络花样等工艺，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提高。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为织和纺两大工序的分离，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的分离，家庭内部的分工。江南的松江、苏州、无锡发展为棉纺织基地。

——摘编自李伯重《江南的近代化》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从封建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开明派部分地捕捉到时代脉搏。认识到这些基础产业和设施对中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董志凯《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

材料一   华夏国家形成于西周，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宗法制日渐败坏，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中国的官僚制国家孕生于春秋，成长于战国，定型于秦汉，完善于隋唐，至明清达到极致。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及其近代领土的要求，而清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松散的统治，已无法克服眼前的危机。因此，清政府只能在武力面前重新建立一个更为严密、集中、强有力的统治体制。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1885年，在台湾设置行省，在澎湖设立总兵，并修筑新式炮台。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置东三省总督巡抚，废除旗官，民事政令划一，统归于州县；军政事务归东三省总督掌管，统一军队指挥权力；并设置了许多兵备道，负责边务和对外交涉。

——摘编自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部分中小奴隶主，开始改变生产方式，允许奴隶在土地上劳作，交出大部分劳动产品，自己可以留下一部分产品，这便形成了封建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模式，满足了生产力的发展的新需求。部分奴隶主和奴隶，实现了地主和农民身份的转移。……边远地区的秦、楚、燕等国的社会经济也发展到相当水平，新兴地主阶级也逐渐壮大起来。然而这些诸侯国的政权仍然控制在旧贵族手中。各国地主阶级的普遍发展壮大及其与贵族的对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一场重大变革，这些地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为自己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扫清障碍，进而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取消奴隶主的世袭特权，这便成了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的根源。

——摘编自刘焕曾、张文喜《新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战国初期，秦国虽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却是华夏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当时地处中原的国家都以“戎翟”这个贬义词来称呼秦国。

商鞅确定的改革方略是：首先，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在战争中有立足之地；其次，只有改革落后的制度，秦国才能强大；再次，只有摧毁落后和保守的秦国宗氏制度，改革才能进行。为此，商鞅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农耕、军功、法治、集权四大方略。具体而言就是以重农主义为取向的农耕政策，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集权政策，以平民主义为取向的军功政策，以法治主义为取向的以法治国方略。

商鞅新法推行10年，使秦国从原来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叶自成《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