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息讼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减强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宗族观念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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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商，要求以减代服、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
材料二 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总体关税水平过高，税率结构不尽合理，税则的商品分类目录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等等。1985年颁布的同名税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主要是改变商品分类目录，调整进口税率。
——摘编自黄天华编著《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基层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85年中国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的原因。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出发点是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立足，并最终实现国富兵强，这体现了他“务实功利”的价值追求……然而，这次变革在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秦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该变法的积极一面在于用爵禄和刑罚将人们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方式规范到国家需要的道路上来，把人们的生活、生产甚至思想都引入一种轨道式的模范。但此次变法对法律过度的依赖，比如鼓励亲属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却也撕裂了人伦亲情。“轻罪重刑”使司法行为恐怖化；“不赦不宥”使“犯罪分子”一旦获罪则走上绝路，这些繁密的法令使秦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渐渐降至仅仅遵循法律规定的最低线。
——据许鸿基《商鞅变法的法治思想与借鉴意义》
材料二 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圣）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商鞅变法中践行“务实功利”的主要举措，并简要评价其变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约制度的变化，并分析乡约制度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但在州县以下广大的基层，公权力往往并不是直接接触民众的，二者之间还要隔着一个民间社会权威体系。这个权威体系有着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一定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历朝历代只能利用这一基层社会内生权力结构来进行专制。这使得古代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乡土权威凭借“约定俗成”，来管理基层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而在历朝历代这一特色管理，都有着不同的形式。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嫂变》
材料二 在以分权制为特色的德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乡镇自治有着重要地位，是《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明确要求。乡镇自治在德国的起源与发展要追溯到19世纪初的普鲁士时期。1808年，随着普鲁士《城市法》的颁布，德国正式迈入现代地方自治时代。该法旨在瓦解贵族和教会主导下的复杂权力结构，在三级（省、县、乡镇）自治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体系。然而，《城市法》赋予的市民权最初仅限于城市区域，乡村地区依然遵循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村长主导下的传统管理体系。直到1831年，弗莱堡所在的德国西南部巴登地区率先颁布了《巴登乡镇法》，把乡村与城市提升到同等地位。最终，普鲁士的乡村地区于1872年获得自治权。1935年，首部德国统一的《乡镇自治法》颁布。从此，乡村地区与城市在法律上不再区别对待。
——摘编自《德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
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制度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乡镇自治在德国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基层治理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