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世纪以前，庄园是英国主要的基层单位，堂区是天主教会的基层单元。堂区主要执行宗教圣礼、道德说教、宗教慈善职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经济贫困、社会分化等现象日益突出，这对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16世纪初，堂区的世俗职能逐渐发展，成为世俗政府的基层单元，其主要职能有贫民救济、秩序维持、纠纷调解与基础设施维护等。围绕这些职能，堂区设置教会执事、济贫监护人、治安督察员、司法调查员、街道检查员等。这些公职人员大都无薪金，由当地的中上层人士担任，一年一选，由堂区会提名，平民大会表决，通常不得连任。堂区官吏不仅要对本堂区负责，而且要对上级政府负责，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和指导。

——摘编自邓云清《转型时期伦敦的堂区政府与社区自治》

材料二   清代，由于赋役制度的变化，使国家对地方基层社会民众的统治与管理变得更加复杂。雍正、乾隆年间，保甲取代里甲，成为州县之下，直接统治乡里的基层组织。保长的选充关系到保甲组织能否有效地统率乡里，服务于官府。对保甲组织各级首事的选充，保甲章程规定：“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乡保一职差务繁重，承办催办钱粮、各种差役、稽查匪类、编排户口之责。州县政府的各种差务与政令经过乡与村庄这一渠道，层层下达。

——摘编自孙海泉《清代地方基层组织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材料一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彻底废除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规定，正式建立起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通过设置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城乡人口流动被纳入国家计划，农民基本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与农村和农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其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将这一机制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城市中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建立起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就业制度和商品粮供应制度，以及其他与人们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一系列制度，最终形成了城乡社会二元体制。

——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从分割到融合》

材料二   通过改革获得制度变革收益是自发性的，也是不可逆的，日益摆脱制度性束缚的农民，不断寻找着发挥生产潜能、增加家庭收入的各种经济机会，从而促使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改变。……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基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中央着手对城乡关系做出重大调整。从2000年开始，政府就逐步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尝试从制度上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进而改善城乡关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基本方针。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并将“统筹城乡发展”列为五个统筹之首。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经过几年的探索，政府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思路更加明晰，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新目标。

——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从分割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