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分封诸侯之间本弱末强、尾大不掉的政治态势。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为文帝采纳，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景帝即位后，晁错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晁错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三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诸侯王相互勾结，以清君侧为借口，公开举兵叛乱。景帝因听信袁盎进言，误杀了晁错。三个月后，七国叛乱平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在反秦大起义的过程中，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派人物先后称王；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不得不以封王为手段，笼络韩信、英布等豪杰为自己效力；汉初的思想家又批评秦始皇“非封建，行郡县”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暴政，形成了革秦之弊必行封建之制的社会舆论。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越天子”。根据周振鹤的研究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10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

——摘编自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   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润于6月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刘坤一）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的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执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

——摘编自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

材料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并承认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自由权，在倡导联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纲领，宣告了民族权利。1934年11月2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确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根本原则，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1936年，中共中央领导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事实上开辟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局部实践之路。1941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之规定提及建立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初步确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摘编自谭玮、陈心林《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