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隋唐帝国时代，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家粮仓——含嘉仓拔地而起。洛阳以东广袤原野上的千万百姓辛苦劳作后交纳给朝廷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沿着大运河漕运体系输送到洛阳城，汇集入这座隋唐时代“天下第一粮仓”中。含嘉仓几乎坐拥天下粮仓储量半壁江山的辉煌，江南税米常沿千里汴河浩荡北上，以解两都燃眉之急的窘迫。

——据罗志《考古者眼中的隋唐大运河湮没的辉煌》等

材料二 元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并建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朝政府重新规划线路，贯通了五代十国以来因政权分裂而阻塞的京杭大运河，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明清两代继续对大运河进行维护与完善。大运河采用了由宋人发明的复闸技术，又修筑了很多弯道，以拉长河道距离解决了爬坡的难题。大运河沿岸一些城镇兴起，一批古老城市焕发了青春。

——据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一:中国棉花由域外传入，主要集中在三条线：其一公元前3世纪，从越南经海路传到海南岛（黎族）。此后往闽广等地传播，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说“木棉元时乃移至江南”。其二西域线路，公元3世纪前后，棉花从中亚传入新疆地区高昌国（维吾尔族），此后经河西走廊，往关中地区扩散，1273年元朝颁布的《农桑辑要》中有在黄河流域劝种棉花的诏谕。其三从缅甸进入云南、贵州等地，《后汉书》中有哀牢国（傣族）织布的记载。元朝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后，棉花最终取代麻，成为“衣被天下”的代表。明朝植棉已普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对棉田轮作、管理，棉花增产技术、减产原因等记载较前代更为完整和科学，有很大影响力。

——摘编自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

材料二:美国南部有适宜的降雨量、无霜期，以及肥沃的土壤。1786年，美国的种植园主开始大量种植棉花，美国向英国出口的棉花数量迅速增长。1793年，惠特尼建造了一种新轧花机器，将轧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19世纪，联邦政府以武装夺取外国领土、驱赶美洲印第安人等方式获得了许多适宜棉花种植的新土地。为了扩大棉花生产，种植园主购买大量奴隶。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前，棉花产业和奴隶制携手并进、同步发展，美国成了新兴的棉花帝国。

——摘编自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材料三:在1950年之前，中国的棉纺织业对于工业生产的依赖度极低，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农户生产。然而从1950到1970年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棉纱生产国，同时也于1969年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棉布出口国。1971年中国在纺织业中的总锭数跃居世界第一；1981年成为最大的原棉出产国；1988年成为最大的服装出口国；1991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在棉纺织生产上打破的记录，预示了其他领域即将发生的一切。

——摘编自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资料一：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在《封建论》中指出：秦始皇建立帝国，以郡县取代封建，固然出自“一己之私”，却成就了“天下之公”。

资料二：黄宗羲（1610年—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批评皇帝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满足君主“一己之私”。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一 （明清）市镇是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是人流与物流的集散地。它不像县城和府城那样带着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四里八乡的农民到这里来出售自家生产的商品，天南海北的商贾到这里来收购畅销于国内外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运销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它是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地，不像乡村那样带着封闭性。

——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黄宗羲那里，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程朱理学，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