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初年，农村人口以自耕小农为主，基于这种情况，控制与保护小农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户籍制与乡里制是当时国家控制小农的主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分散的小农纳入帝国官僚体系，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国家同时采取各种保护性措施，防止小农分化和农民流散逃亡，如假民公田、赋民公田、赈灾、防灾，加强水利建设等。而对土地兼并尽管从晁错到董仲舒都大声疾呼，从汉武帝到王莽都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土地兼并仍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东汉初年度田失败以后，国家就放弃了这个方面的努力。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唐朝土地兼并加速发展，自耕农比重逐步下降，佃客比重上升。随着这种比重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变为对农民进行控制和协调。
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协调自耕农、佃客、地主、国家几个方面的关系。至于原来主要由政府直接负责亲自办理的赈灾、水利和修路等社会事务，往往是由政府出面号召而由民间操办。有些是官督民办，有些则径直由地方或宗族操办。地方政府成为纯粹的政务机关，解决民事、刑事纠纷成为重要的内容。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朝地方政府履行基本职能的成效。(2)根据材料一、二、阐述汉唐时期地方政府基本职能的变化，概括其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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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皇权不下县”很难解释古代基层社会的治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在发明“户口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临近地理原则，对基层社会进行全覆盖的编网……古时，绅权和“里治”要么合二为一发挥作用，要么分而博弈，总体而言，绅权在“里治”中发挥了辅助的作用，乡绅在道德教化、保障民生等方面起到了有益补充。……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统治者越依靠自上而下的编网，渗透和控制基层社会，实现控制社会的目的。
——摘编自吴晓林、岳庆磊《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会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籍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劝农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材料三 民族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党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整体优势高度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以促进民族团结为核心，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以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理念为指引，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的治理效能。
——摘编自陈亚联《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佃户”和“田主”在宋代户籍中的名称，并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及所反映的社会变化。
(3)新时代提升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简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
材料 社会学家费孝通基本肯定古代中国实行的是“专制政治”，又认为不宜作简单化解释。他说：“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中国已有极长的历史。自从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以后，地方官吏在原则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以往的专制政治中有着两道防线，使可能成为暴君的皇帝不致成为暴君。第一道防线是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第二道防线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
把中国传统政治概括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而地方自治团体大体由“宗法”组织承担，乡绅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正是秦汉以下皇权政治限定性的又一表现。时至近古以至近代的保甲制，则将“第二道防线”即“在专制和集权名义所容忍着的高度地方自治”予以“冲溃”。故在近古（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集权政治有增无减，以致将基层社会纳入集权政治的掌握之中，使皇权登峰造极。
——摘编自冯天瑜《百代皆行汉政法》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古时期基层治理出现变化的历史原因。
材料一 古代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它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隋唐两宋时期，处于由乡里制到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的基层官吏的人员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这一阶段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
——摘编自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