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226
材料二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爱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违反规定）；浚（掠夺）我以求宠（加官进爵），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官吏）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延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买来了朝廷的恩宠）。
——《白居易集》卷2《重赋》
材料三 今之散青苗钱（农作物青黄不接时，官府提供的贷款）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十分之四）之息。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60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税法的基本特点，并概括其历史意义。(2)从研究两税法的角度谈谈应如何看待材料二《重赋》的史料价值。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赋税改革与王安石变法存在的相同弊端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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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宋神宗年号）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材料二 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没有限度），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怨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宋哲宗年号）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赋役所出，多在中等。
——苏辙《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王安石在鄞县推行了哪些变法措施。
（2）材料二中不同民众对差役法与雇役法（免役法）有何不同反应？
（3）综合以上材料，你认为确保社会改革措施顺利贯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司马光）请更张新法，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至民多失业，闾里怨嗟……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佐分地计量，验地色好，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
材料三 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中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1）根据材料一，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态度如何？）根据材料二分析其所持态度的原因。
（2）材料三中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态度如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主要是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摘编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二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管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管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秦晖《跳出（土地兼并的）怪圈的根本在于“过程公正”》
⑴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王安石是如何实践“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的，除“国用足”外，变法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⑵材料二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是什么？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说明还有哪些因素导致其变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