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材料一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大规模内迁，与诸夏（即中原地区分享周室礼仪 与荣誉之诸国，春秋时开始称“华夏”）杂处。春秋时期，秦、楚因杂用夷狄之礼被中原诸 国视为夷狄，齐桓公所举“攘夷”旗帜，攘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楚国。

战国时期，内迁至中原的各族已经与诸夏融合，而海岱江淮间的东夷、淮夷与吴越也先 后与华夏融为一体。秦、楚不仅与其他诸夏并列，且因势大境广而有统一诸夏之势。

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汉祚久长，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 人民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学习，通婚合好。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至汉中叶， 渐改称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这一改变，既反映了汉民族的新特征， 也反映了边疆各民族对汉人的新认识，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国际形势险恶严峻，因此我国不得不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制约可能入侵的外敌。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和苏联结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联合亚非拉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既反苏又反美；20世纪70年代实行以联美抗苏为核心的“一条线”，都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结盟外交路线的推行虽有助于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外交战略目标，但这种同大国结盟的做法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摘编自 李毅弘《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材料二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趋向缓和，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独立自主做出了一些新的阐释。他首先强调独立自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继而提出要奉行真正不结盟的政策。他还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联系交往。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发生了大转折，东欧发生剧变，苏联也演变解体，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頂住了西方資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攻势，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爱华 《冷战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新特点》

材料一   对中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的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个变动后，在大约5年时间里，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正在着手解决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