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17世纪，英国失地农民的数量还比较有限。1536年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人，一旦被发现乞食，要被剥光衣服，绑在马车后游街示众，同时鞭打至流血，然后遣返原籍。随着圈地规模的扩大，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农民进城流浪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带来的。1572年法令规定：对贫民要进行救济，要求治安法官给每个教区的贫民登记造册，将他们遣返回乡，由当地安置。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失业问题成为比流民更为严重的问题。1629年法令明确指出：要尽一切可能“为贫民提供资金和原材料，安排他们就业”。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开展，工业化地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参加劳动，其目的是培养受救济者的劳动习惯，使他们能靠劳动谋生。

——摘编自刘书增《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年转移数量（1978﹣2006）

——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整理

材料一   从春秋战国到南宋末年，城市人口由15.9%上升到最高峰的22%，最大的城市规模也由二三十万人不断上升到250万人。人口虽然增加了，但增加率不高；而在同一时期，耕地面积略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也有相当幅度的提升，粮食生产能供养这些非农业人口。江南地区正是当年的农业高产区，加以水道分布理想，运输便捷，到了南宋，这种发展趋势达于顶点。南宋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耕地虽然也扩展了一些，但远远追不上人口之增殖。农民可能供养的非农业人口之比重便随之下降，也因为余粮率之下降，每个大城市必须扩大其采集余粮的地理范围，运粮成本上升，最后终于达到极限。到了19世纪上半叶，城市人口比重已降至6.9%的谷底。19世纪40年代五口通商，从此开始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大量的洋米洋面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到了19世纪末，城市人口比重已回升到7.7%。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材料二   1955年，国务院公布了市和镇的设置标准：凡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居民点被列为市；2000人以上而同时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列为镇。中国推动的五年计划以及国家城市发展策略都建基于这些市镇单位。自1955年的设市标准实施后，至1957年，全国城市增至179个，其中71个是新设的。新市大都位于内陆省份，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工矿企业为依托的新建城市，如包头、克拉玛依、白银、兰州、大同等。在沿海地区，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了城市地位。这些发展体现了新政府由沿海转入内陆的新的工业化空间政策，城市发展动力在空间上出现变化。1949到1957年间，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比率亦由10.6%升至15.4%。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