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但自秦汉以来，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

——摘编自张福坤《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材料二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材料三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的决议强调“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凡省内之国家行政，悉受中央指挥；凡地方自治与建设，悉归各县办理；省只为县自治之监督”，要求“制定县组织法及县自治法，并以行使直接民权之知识与方法，训练全国人民”。《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县政府不是代表本县民众的利益，而是代表上级政府意志。关于县政府的职权，规定“受省政府之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1934年，国民党通过了《修正县自治法及其实行法要点》，将“联保连坐”式的“保甲制度”推行至全国。国民党地方自治没有产生任何实效，其乡村改造计划最终失败。

——摘编自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材料一   我国户籍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地方官就要对所掌户籍和赋税造册“上计”中央，以查考其政绩。秦朝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基层管理人员）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唐朝还通过加强立法和法治，把户籍事务列入法治范围，从而加大了这一制度的控制力度。宋代户籍分主户和客户，主户有土地要交地税，客户为无地佃农要交丁口税，地籍与户籍开始分离。明代户籍黄册与鱼鳞册交相使用，中期张居正变法，实行“一条鞭法”，更重视地税，使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基本脱离，黄册制度陷于瓦解，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张琳《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政治逻辑分析》

材料二   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西方的政权体系不会到达最基层，典型例证是一般西方国家都没有居委会。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体系合二为一，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细胞党的性质，与西方政党形成区别。在中国，党组织成为社会有效运行的细胞，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社会。党员和党组织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关键时刻号召党员，社会就可以自我循环。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因为中国有条件做。事实上，传染病防治的基本科学原则是把病毒隔离，这需要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宵禁之类的法律命令试图隔离病毒，却缺乏有效的基层社会组织协调个体遵守防疫规定。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专访（2022年6月5日）

材料一   宋朝从1024年正式发行交子起，历经钱引、关子、会子等各种名目的纸币，到南宋灭亡止，有25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纸币总是引起高通胀和恶性通胀。元朝也有130多年的纸币发行史，最终结果是同样的。但唯一的亮点仍然是白银。宋以前的价值尺度是铜钱，“自元代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明朝于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各项皆用银折纳，是白银确立本位货币地位的标志。

——摘编自杜恂诚《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材料二   清代基层社会主要的构成要素有三大系列社会组织：一是官方出面组织的里社保甲坊厢系列；二是聚族而居、自然形成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三是同样自然形成、互动共生的经济型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系列。这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或平行，或重叠，或交错，其所处位置及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清朝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及发展态势。

——摘编自张研等著《清史十五讲》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从十九世纪后期的世界发展来看，以内燃机和电动机带来的“电工技术革命”正以新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从国内形势来看，这时正处于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的平息与社会恢复时期，对外贸易大都是顺差，对外关系也有新近的调整（只有中法关系趋于恶化）。这正是幸存的清王朝得以推动改革的有利时机。在陈腐土壤上，嫁接若干近代工业的植株，其前景虽然未必美妙，但启动了中国早期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

——整理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等

材料二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三十年的停滞与徘徊。……二十世纪初，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孕育了空前的内部危机：首先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集团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白热化，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次是首次席卷全球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导致现代生产力的阻滞，延缓了现代化推进的势头，在此期间，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又两种不用的现代经体系，对后来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与新探索发生了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三   瑞雪兆丰年，飞雪迎春到。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罕见的大雪天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给严冬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奏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之序曲。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不断向前迈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2021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摘编自《改革开放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