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以为东方正从酣睡中觉醒。在中国，它表现为一种显著的反抗外族的态度，偏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理想；在波斯……觉醒似乎表现为偏向民主改革的形式。“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不满的迹象同时出现，不能纯粹归于偶然。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真的从其酣眠中觉醒，我们即将目睹一场数百方不满者反对寡廉鲜耻的西方剥削的起义。”

——摘自爱德华·布朗《1905—1909年波斯革命》

材料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主要民族民主运动一览表

——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下）制表

材料三   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制定“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1979年，实行工业技术升级，建立高技术、高工艺、高附加值、有出口竞争能力的新兴工业企业。

1964年，韩国提出“出口第一主义”“贸易立国”等口号，引进外资和技术，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20世纪80年代，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用政策刺激经济发展；70年代，实施新经济政策，从对采矿和农业的依赖转向制造业，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并以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增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一   1916年，列宁发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1918年，威尔逊发表演说，提出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十四点和平纲领》。1918年11月，一战的交战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召开巴黎和会，民族自决成为“巴黎和会”的基本原则。“‘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最明显的例子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宣布：“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二战后民族自决原则被写进联合国宪章并成为国际法准则。

——摘编自储昭根、于英红《一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公认与效应》

材料二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影响到亿万人口的一切政治变革中，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内欧洲海外殖民帝国的终结更有革命性、更具戏剧性，或者可能更令人感到意外的了。此后30年的时间里，在一般情况下，殖民势力在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激情面前急流勇退，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欧洲的世界霸权走到了尽头，100多个新兴国家诞生。但是，帝国主义殖民历史造就了这些世界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摘编自［美]R．R．帕尔默著《现代世界史》

材料　20世纪60年代,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单一外向型经济并未随着独立而从根本上改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快、程度高,而边缘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慢、程度低,这意味着,非洲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自己之上的。宗主国控制着原材料价格,通过压低价格、转嫁危机使得非洲只能处于被剥削的依附状况。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国家两次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1972年非洲用38 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一辆卡车,1980年用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可换回一辆卡车。独立后这种单一的外向型经济不仅没改善还被不断强化,与此同关让时非洲进一步贫困化。

——据马汉智等《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当代非洲的道路选择》

材料   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持续升温。一般来说，“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进入21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通过南南合作和区域及跨区域整合来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应对西方霸权秩序的挑战。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公开表达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乌克兰危机也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要标志。“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发展共同体，具有鲜明的非西方、反霸权、谋发展、求正义的共性。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掀起了争夺、拉拢与分化。对此，“全球南方”国家应凝聚共识，在南南合作深入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发展合作、维护公平正义。

——摘编自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