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尔敏先生研究，在先秦古籍中“中国”一词共出现178次（如下图所示）。除此之外，对“中国”还有诸多说法，如孙奭为《孟子》作疏时提到“天子有天下谓之天下，诸侯有国谓之国。然有国者不可以称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称国。故诸侯谓之邦国，天子谓之王国。”

——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1911年12月南方各省代表集于上海开会，研究筹组新政府，谈论国旗问题。五色旗原为清朝海军的将领旗，参会代表认为其符合中国文化五行之习惯、以五色代表五族联合成大共和国之至德。且外国人视五色彩旗为虹旗，虹现而雨霁，虹旗出则象征一扫旧制度之阴霾等诸多原因，最终确定以五色旗为临时国旗。一面旧旗被赋予了新含义。…

1949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表示“该政府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电报被列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的表册中备查。

材料一

——根据教材及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二   “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联盟会员国为维护和平起见，必须减缩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联盟会员国约定，无论何时联盟会员国间发生争议认为适于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能在外交上圆满解决者，将该问题完全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

——《国际联盟盟约》

材料三   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作出的反应。二战后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是美苏两极对立。另一个是“后冷战”阶段，“一超多强”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

中国政府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维护亚洲安全、全球问题治理等方面更积极地树立这一形象。今天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捍卫全人类利益负有重要责任，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所瞩目。

——摘编自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吴兵《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

——《辛丑条约》

——(日)中岛岭雄《外交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材料一   1899年美国向英、俄、德、法、日、意六国递交了照会，其内容：（1）对于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中国现行的约定税则，对于运往前述“势力范围”一切口岸之所有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为适用，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3）各国在其“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内建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为他国公民或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为本国人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该照会得到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大规模援华的同时，从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战后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即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以发挥多种作用；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抵制苏联的影响；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坚定的、支持美国的一票。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基本上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材料三   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职美国总统的演说中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尼克松在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0年初，尼克松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摘编自（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

材料一：清末列强对华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由此产生了许多外交事件和国际争端，使中国对外交涉活动十分频繁。清末外交中既有鄙视外人的一面，又有恐惧外人的一面。外交中存在着明显的起始阶段奋力捍卫国家权益，可最后无奈退让的局面。外交活动中面临着外来压迫与内部政争的双重困境，双方的共同作用使中国的外交举步维艰。晚清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深深的屈辱性，也有着浓厚的抗争精神。在外交进程的态势上，既被动因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先进的外交策略等而渐次成熟……近代，在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农业经济更显没落，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使中国远不能适应近代化发展诸多方面尤其是外交方面的需求。

——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材料二：

图一：1943年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和英国、美国分别签订了条约，取消英美两个国家在华的治外法权，图为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签约仪式上。图二：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图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左）和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右）。

材料三：从1949年起截止到1974年底，中国对第三世界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的援助占援助总额的35.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221.2041亿元，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金额已有160多亿元。还为34个最不发达国家执行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69个培训项目……开始了与受援国的管理合作，并向32个国家派出9058名医务人员。……1983年的中国的受援国总数为95个，到1994年达到102个……进入新世纪，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

——摘编自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材料一   1899年美国向英、俄、德、法、日、意六国递交了照会，其内容：（1）对于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中国现行的约定税则，对于运往前述“势力范围”一切口岸之所有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为适用，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3）各国在其“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内建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为他国公民或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为本国人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该照会得到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大规模援华的同时，从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战后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即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以发挥多种作用；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抵制苏联的影响；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坚定的、支持美国的一票。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基本上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建国初期，新政权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经济已到崩溃边缘的烂摊子：从人口、国土面积看是个大国，从国力看是名副其实的弱国。在两极对峙的国际形势下，不加入某个阵营是不现实的。

——杨泽喜《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国际形势的客观限制和新中国外交经验缺乏的制约，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多边外交实践，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

——摘编自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以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为例》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以传统外交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适应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形势，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和整体性外交的模式。

——摘自杨洁勉《新中国外交 60 年：实践特点和理念演变》

材料一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摘编自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式判断一以中美苏三方文献档案对比研究为视角》

材料二   对于新中国而言，和平共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才刚结束，如果不能在1954年阻止印度那战争升级与扩大的趋势，新中国的财政将会雪上加霜：此外，新中国也面临着周边的安全环境恶化的危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逐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恐惧”，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也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给中国的安全防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摘编自孙天旭《浅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下中画外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