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查和了解，并译介、出版关于西方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珍贵资料，它的出版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对后来知识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学者思想和学术转型较19世纪中期更进一步。在政治思想领域，19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

材料一     在民族主义的感召和激荡下，英、法等民族国家先后建立。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为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奠定了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欧美各国原有的民族国家内部市场已容纳不下急速膨胀的生产力。于是，这些国家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结，狂热地宣扬本民族优越论，打着“传播文明”和为本民族“谋福利”的旗号，进行野蛮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建立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摘编自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

材料二     冯天瑜指出：“晚清一批仁人志士力主发展实业，争取利权，挽救民族危亡， 可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因不合时宜而未能取得成效，一直作为历史之流未被人们注意，然而，它不仅热忱可感，还包含若干真理的颗粒。”

——王春风《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述评》

材料一   甲午战后朝野人士认为欲使国家富强、民智大开，必须重视普通教育，因而创办京师大学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如经学、理学、诸子学、初等算学、初等格致学、初等政治学、地理学等）与专门学（如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农学、矿学、商学、兵学等），学生在学完普通学后，可任选一两门专门学深造。考试采用西方的积分法，逐日考核、按月公布。这初步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据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整理

材料二   “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1921年3月）

“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周恩来《致严修》（1921年1月25日）

（注：以上文章为周恩来留法期间担任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时所著）

材料三   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

材料一   （宋代）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闲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口小异，亦可尚也。

——摘编自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材料二   民国时期，家庭小型化后，夫妇与子女成为家庭的中心，随着男女平权的提倡，人格对等的夫妻关系逐步取代等级尊卑的父子、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家庭中长辈权威逐渐旁落，他们更多地受到照顾而非绝对服从，子女们开始自由选择职业、自主婚姻。

1919年江苏吴江县农民离村率是4.88%，山东化县的离村率更高达8.7%。农民到城市后获得新的职业，一些富裕地主进城后转为官商，而贫苦农民大部分成为工矿企业的工人。

——摘编自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

材料一   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换代”。无主者，黎明立桥头以待……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材料二   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

材料三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商办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