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通控告棚民案

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大批异籍农民涌入安徽等地，就山搭棚，垦荒为生，被称为棚民。乾隆五十九年，安徽徽州休宁程氏的一些族人私下将山场租给棚民种苞谷。随着开种山场规模扩大，部分族人与棚民发生纠纷并持续多年，遂于嘉庆十二年以族长程元通名义派程怡仁到都察院控告棚民。

“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泄，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该棚匪千百成群，实为地方之患”

“或设立禁约，责令逐渐迁移，或勘定界址，就地妥为安插，不致无籍之徒愈聚愈多，日久为害地方，亦不至驱逐过骤，激成事端。……以期永杜争端，辑宁民业为要。”

酌断山主退还部分租价银，“方会中等遵即拆棚领银，挈属回籍”。其他棚民，或“酌定章程，分年饬令退山”,或“呈明入籍，照旧编甲"。程怡仁“照虚捏情节混供……杖九十，徒二年半。据供母老丁单，斥县查明照例办理”。其他人等，按律处理。嗣后，禁“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令各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俾共知警惕”。

——摘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徵浙江棚民史料》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第一个方面是上层的统治一一国家治理，主要是通过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和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巨大工程，来为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基层的统治一一社会治理，主要就是通过国家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互动，形成强有力的民间法比如乡约、族规等制度，乡钟、地主等精英，宗族、乡里等组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力图将权カ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里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为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影响国家与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黄杰《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藕合治理机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

材料二 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主义结合的一个体系”。罗马国的统治者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推广城市化运动，发展城市体制，依靠行省奴隶主阶级组成的自治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起一套中史政府行省机构一地方白治城市三位一体的行政营理机构，这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政府加强对地方治理体系的控制是非臂有效的。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双重治理体并不存在，如中华帝国那样长期的、可调适的相互渗透、嵌入和依赖等良性互动关系。

——摘编自梁作槲《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通过他们的威望和人际关系来影响地方事务。他们既参与统治过程也参与决策过程，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赈灾、修路等都有士绅的参与甚至负责，涉及到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为民间。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共同维系着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协商政治的特质》

材料二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明代政府不仅规定乡绅本人可免除徭役，且可惠及其家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正式权力”。这种非正式权力与官僚的正式权力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彼此形成制约。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如同一个“缓冲带”，减少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强着社会结构的弹性，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的运转。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