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古代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或干预。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徽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唐朝，里正事实上承担乡里的诸多职责，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到明朝，政府管控机制进一步向基层自治机制渗透，圣训六谕与乡约打成一片，政治宣教开始向民约渗透。清代保甲承担人口管理、赋役、治安、救灾等一切地方公务，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保甲、乡约也被引入到宗族中，出现了族保系统。
——摘编自王伟进《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国家与人民公社打交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转型发展。1980年，广西合寨村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举措经过两年的总结和完善，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写进宪法，村民委员会成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该法正式通过，村民自治不仅有了实践基础也有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们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进一步规范化。
——摘编自李楠《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农村治理的发展历程，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的新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对今天基层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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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息讼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减弱的背景。
材料一清承明制，顺治五年，开始编审人丁，恢复里甲制度。人丁编审中存在着丁口虚报隐漏假冒的普遍现象，地方一些豪强、缙绅往往与官员吏胥勾结起来利用优免权作弊。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土地买卖更加频繁，“四方之民朝东暮西”“生齿之数无从核实”。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编审人丁失去了实际意义。摊丁入地实施后，户籍、居所和田产所在地三者的统一日益遭到破坏，里甲制度难以继续。
——摘编自刘彦波《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材料二雍正初年，杭嘉湖道徐鼎大力提倡顺庄法，要求以人户现居村庄为编查依据，散落各地的田亩一概统归户主名下，登册纳粮。负责编查和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雍正四年对保甲组织进行整顿，同时还制订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保甲措施。保甲组织在承担催粮与编查人户的两种主要职能的同时，还负责处理和上报地方词讼、殴斗等案件。由于保甲组织掌握了人户确切情况，因此用于了解灾情和发放赈济是很合适的。这种建立于村庄之上，落实于人户之中的保甲制度，成为清代后期统治者统治广大乡村的得力工具。
——摘编自孙海泉《论清代里甲到保甲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初里甲制度崩溃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保甲制取代里甲制的作用。
材料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族及其领袖——乡绅是发展地方自治，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明清以降，宗族组织不仅遍布中国乡村，而且迅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主要依靠乡绅领导的宗族组织的自治。国家在县以下虽然也设立保长、里长之类，但人数极少，且只负责赋税以及兵役、劳役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其他诸如和谐稳定、文化教育、扶贫济困等，则完全依赖宗族等社会组织。
——摘编自韩海浪《宗族与古代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部分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II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以来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区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出现这些趋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