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楼氏家族之兴衰南宋时期，两浙地区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表现是新的士人家族的出现。以下为其典型代表——明州楼氏家族的发展概况。

明州楼氏的远祖楼皓“居奉化县，世以财雄于乡”。楼皓之孙楼郁（？1078年）实现了将家族形态由财富型向士人家族的转变。他先后在奉化县、明州州城的学校从教30余年，享有崇高的教育和学术声望，被尊为“庆历五先生”之一；他也是明州楼氏中第一位进士及第者，此后，其子孙进士及第者达40人，同时以荫补方式入仕者众多，楼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士人家族。楼郁其后代仕宦各地，颇有政声。他们有的被当地百姓立生祠；有的“斥余资以为义庄，宗党被赐者近五纪”；有的“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茔下，乡里以为荣”。从南宋末年起，明州楼氏开始走下坡路。入元以后，义庄田产曾落入当地富户之手，后经族长楼彬等人诉官夺回，但终属“族宴且弱”，从此衰落。

——摘编自庞桧存《宋代新兴士人家族研究—以楼钥家族为例》

材料南宋时，江西有府州县学76所，浙江74所，福建56所，数量和密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至于进行童蒙教育的乡学、私塾，更是处处可见，数不胜计。在吴郡(今苏州)，“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江西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福建居民更是“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向来为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的文化，逐渐下移到社会各阶层，“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以至于“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农家子弟金榜题名者不乏其人，“三岁能言诗”“七岁能成诵”的神童也屡见不鲜。

北宋中后期，理学在东南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南宋时，东南地区出现了“两派”“三家”鼎足而立的学术网络。各学派不仅创办书院，培养生徒，而且在学术上相互辩难，求同存异，使东南地区学术文化活动空前繁荣，名副其实地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宋代位居宰相之职者有134人，其中浙江24人，居全国首位，福建18人，居全国第三位，江西16人，江苏6人，东南籍贯的宰相几乎占总数一半。《宋史》“列传”和“循吏传”所记载的官员共1525人，东南籍贯者有542人，占总数1/3以上。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年），一些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反抗国王。路易十一用战争与外交手段摧毁了贵族同盟，收回了不少贵族领地。1491年，查理八世又通过联姻合并了布列塔尼。至此，法国领土基本统一，近代法国版图轮廓初步确立。与此同时，封建地主制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制，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经济关系上的差异性渐渐缩小。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已经觉醒，民族文化发展。路易十一时，不仅军权、财权在握，而且疏远大贵族，从社会下层选拔贤能之士为官，设立行省高等法院，强化了统治体系。在他的统治之下，三级会议仍然召开，但一切都仰承他的意志。

——摘编自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强有力的武器是理性。在理性的引导下，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理论批判现存的专制制度，抨击“国王就是国家的化身和象征”这一专制统治的传统理论基础，要恢复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并使之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在王朝国家中，国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求着自身的王朝利益，侵害着国家的公共利益，并且人民身为国王的臣民，深受专制统治之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祖国”，也不会产生爱国热情。只有当人人都成为公民、获得实际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拥有一个祖国，并且热爱祖国，献身于祖国，这里实际上也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含义，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祖国”必然就是专制旧制度的推翻，君臣关系的改变，新秩序的降临。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一博洛尼亚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法学研究中心，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并以学生主导大学的特色别具一格。大学所处的博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端、雷诺河畔，是欧、非、亚三大洲的交通要道和贸易中心，作为一个自由城市，博洛尼亚在十一世纪繁荣起来，各路商旅络绎不绝，商业纠纷比比皆是。l088年，被后人誉为“法律之灯”的欧内乌斯在博洛尼亚创办了法律学校(博洛尼亚大学的前身之一)，他杰出的声望招来了大批老师和学生。在博洛尼亚大学，老师成立自己的行会，学生也有自己的社团，慕名而来的学生数量众多，并且大多出身尊贵，地位显赫，反而获得了大学的掌控权，教师仅保留对学生进行考试、发放教学资格证书或制定公共试用期的权力。

——摘编自李飞《大学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15世纪末，欧洲大学与13世纪的大学已有较大差异。从经常因暴力冲突而分裂，但富于活力和独特生活的独立行会、研究和教学的发源地，退居为服务于国家的职业培训中心，并由国家严密控制。

——摘编自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

材料一   西欧封建社会中，住在城市的居民统称为市民，用来同贵族、骑士、教士、农奴区分。农奴向往城市生活，逃出庄园，进入城市。当时到处流行着这样一句活：只要在城市中住上一年零一天，你就是城市的居民了。庄园自产的物品较少，封建主把家族成员迁到城市中，在城市里购买丝绸、棉布衣服，香料和调味料。由于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封建主除了加紧压榨农奴，还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封建主家庭同城市中的富裕市民联姻的也越来越多。一部分贵族富了，成为城市的上层社会的一员。一部分坚持老一套经营管理方式的贵族穷了，甚至在城市大街边上讨饭为生。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明显地感到：只有通过王权来消灭封建割据势力，才能获得统一的国内市场、使产权与贸易安全得到保护。

材料二   西欧各国工业化开始以后，城市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开始后工厂、矿区都迫切需要劳动力，周围、甚至周边国家的农民都涌来了。农民就业时遇到一个难题：他们从未接近过机器设备，看不懂图纸。他们必须经过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否则只能充当搬运工、采矿工、杂工、粗工等。此外，城市中的生活费用高，租房不易，棚户区、贫民窟便成了他们栖身之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厉以宁《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

材料一   在中世纪城市形成之初，城市所在领地的领主往往在城市中享有一系列经济特权，但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市民也开始对封建领主进行斗争，他们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改变领主课税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西欧的国家中，城市市民通常是王权反对封建割据的天然同盟军，为王权战胜封建领主、建立统一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的自治力量一般来自于行会。在很多城市，当行会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就进入政府，由行会成员担任政府要职，参与城市决策和管理。最有名的当属佛罗伦萨，其行会政府使城市实现了自治。然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在行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商业贵族和大商人、大金融家，他们逐渐控制了行会政府，并且使自治政府变为其个人或小集团的工具，成为新的领主对城市进行控制。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二   12、13世纪，由于商业活动的需要，法学在一部分城市里迅速兴起，对罗马法的研究非常盛行，罗马法在当时成为影响西欧大陆的主要法律体系。城市里流行会计、公证等行业，随着新型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要，世俗学校在西欧开始兴起。这种新型学校不靠教会资助，而是通过学生缴纳的学费来维持日常开支。大学的自治也使其可以相对自由地研究学术，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