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材料一（1895-1927）这一时期的全国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封建性个体农业。商业性农业虽然明显扩大，但产品仍以家庭自给为主，市场交换为辅；农业雇佣劳动和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营地主、富农经济虽有发展，但基本依靠家庭劳力的个体小农经营仍占绝对统治地位。至于农业生产力，依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仅局部有所发展。从全国范围看，无论农业生产条件、生产结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都无突破性进展。诚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东北、内蒙古个别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某些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个别地区或单位对生产工具、作物品种、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改良，少量农业机器、化学肥料的进口和使用，农业教育的举办和国外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等。但这些发展变化是局部的和个别的，对当时农业生产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材料二1927-1937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1932年全国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繁而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材料   20世纪以来，民众要求收回利权，发展民族物流业的呼声日益高涨。关税谈判在辛亥后经过近20年的外交博弈基本实现了目标。“商业发达须赖交通便利，方可振兴商务”成为共识，民间商会团体及绅商们也积极抵制借外债筑路，从基层响应政府自主筹款修筑铁路的政策。如东北呼海铁路拟定官商合办章程和铁路章程，共筹资本约2000万元，1929年建成后既便利了周边地区粮食和商品的运输，更减少了商品被土匪抢掠的可能。为弥补铁路运输的局限，全国经济委员会不仅规划督造各省公路，还积极推进实施铁路与公路联运计划，到1935年底，共完成通车路线计有9000余公里。为提供必要的人员储备，各方还兴办了汽车机务人员训练所、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等。至抗战爆发前，经交通部、铁道部及轮船招商局的共同努力，“全国基本出现了以铁路为基线，以国营招商局为协办主体的水陆联运网络”。

——摘编自熊辛格《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

材料一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工业化问题的对立思潮

——摘编自周积明等著《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

材料二   1940年，翁文灏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认为中国要“加强国防，争取抗战胜利”以及“跻于现代国家之林”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即以工建国；但同时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国家的主要财源依然要依赖于农业，此即以农立国。共产党人许涤新提出：“今日在可能之限度内我们绝不能放松工业化的工作；在抗战成功以后的建设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能够以自己本身力量来生产必需机器设备品的工业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重工业。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注重重工业，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

——摘编自郑大华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

材料   1987年3月20日，我做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8月2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我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是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家总理对我的材料进行了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革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党的十三大报告采纳了我的观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迈出了一大步。

——摘编自曲青山、吴德刚《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

材料   1949年春，中共中央发出“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得知鞍钢2号高炉修复，炼出了第一炉铁水的消息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即派李富春代表党到鞍钢亲自送“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表达了对鞍钢为实现我国工业化而奋斗的殷切期望。1951年12月3日，李富春向党中央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17日，毛泽东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1953年底，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全部建成投产。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亲笔回信鞍钢工人：鞍钢“三大工程”“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王意恒等《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毛泽东与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