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的荷兰不仅创建了贸易公司，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贸易据点。至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及商船在世界各贸易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这令英国和法国垂涎三尺，也激起了它们的敌意。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将海外贸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之中。“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路易十四）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鉴于法国是农业大国，贵族阶层及民众对海上贸易较为漠视，法国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契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构建法国海上秩序的法典，以鼓励贵族从事海上贸易，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后盾。1681年，法国较为系统的《海事法典》应运而生。正如某学者所言：“（这部法典）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这种权利（也包括权力）与义务的制衡，体现了契约精神，促进了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了清代，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材料一   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绝了民间一切的海外贸易。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径，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隆庆皇帝（明穆宗）被迫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清朝初期政府延续明朝的对外政策，对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康熙时期，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认为“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且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因此于康熙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委顿。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重商主义是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认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是国家致富的有效捷径。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伍斯特1557年贫困人口比例为18%，诺威克1570年贫困人口比例为22%，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的贫困现象更加严重。16、17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时期，新兴的民族国家迅速转入了争霸战争之中，从16世纪后半期起，欧洲战火连绵。而此时的英国在欧洲诸国中显得弱小。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以国家的公共利益和绝对君权为最高利益，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强力推动了本国经济和政治的近代转型，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宫艳丽《论重商主义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