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宗“端拱二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神宗元丰年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舶缸，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到元丰八年改为：“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魟者，以违制论”。外国商船也要申领凭证，规定“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物货内不夹带兵器，若速禁以堪造军器物，并不过越所禁地”。元符三年“又诏应蕃国及土生蕃客，原往他州或东京贩易物货者，仰经提举市舶司陈状、本司勘验诣实，给与公凭”。

——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晚清实银的成色在各省通用的宝银共计一百零四种。随着贸易的发展，记账方式需要更简洁的方法，由此代表实银交易符号一虚银便产生了。虚银的一般符号是“平”，主要有六种.1855年，外商采取步骤用墨西哥银元取代本洋，但是遭到了中国商人的拒绝，上海已处于商业交往没有价值标准的困境之中，——无论是买或卖，都不知道收受什么或必须支付什么。咸丰年间，上海的外国银行和商界议定，将双方来住帐目一律改用规元计算，计算时首先把宝银换算成纹银成色标准（清朝法定银两标准成色），再以九八除之即得规元数，因此得名九八规元。自1857年，上海商人改用规银作为记账单位后，使上海的通用记账虚银单位只有规银一种。

——摘编自刘育梅《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

材料三   建国初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主要贸易对象。特别是通过与前苏联的进口贸易和使用其政府贷款，中国引进了急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同时，中国努力与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千方百计开拓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和官方贸易渠道，此时的出口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用于换取外汇。

——尹智超《新中国70年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个朝代，社会分工和区域性市场的出现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的本质性变革。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共同目的，经营者之间相互争夺市场，导致以次充好、互相压价等现象频发，造成整个行业信誉和利润的下降，需要行会组织发挥作用。宋代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的出现，本身并不只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也是为了政府更加方便地进行勒索，便于赋税和徭役的征发。

——摘编自陈丽霞《互动博弈中的政府与中介组织——宋代行会的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14世纪开始，英国商业活动日渐繁荣，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则处于爆发的状态。中世纪英国城市兴起后，作为城市自由市民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争取城市的独立和自治，在与封建领主进行斗争的同时，为保护本行业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为保护既得利益和所掌握的手艺免受逃亡农奴的竞争，各行业组成行会。

本来，英国王室为了向外国商人贷款，常给予外商贸易和商业特权。中世纪晚期，随着本土商人力量开始壮大，英国王室不再依赖外商，转而支持本国商人。这加速了商人的资本积累，使英国商人的财富迅速增加，他们不再满足于产品的终端销售，而是逐渐参与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扩大产品的生产规模，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手工业行会种种限制规定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不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了寻求生存，手工业行会不得不寻求转变，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会过渡。

——摘编自冯璐璐《中世纪晚期英国行会变迁研究》

材料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帝国国内日益分化成两大利益集团。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天津遂以其特殊之地理位置大步跨进政治经济领域，地方经济也随之得以发展。1404年，明成祖朱棣“以直沽海运往来之冲，且海口田土青腴便于屯守，乃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当然，比起其他一些沿海城市，传统天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埠以后，资本积累的过程自然也相对缓慢。天津周围的腹地经济落后，无力为城市提供大量资本，也无法吸收城市的大量工业产品。开埠以后，天津港对外贸易额巨大，洋货充斥，使本地白银要有相当部分输送出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近代以来屡次遭到战争的侵害，使天津早期近代工业遭到全面破坏，失去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三   现代天津的发展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四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天津市的功能被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