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近代中国”，辨析历史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相。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介入济贫发端于汉朝。但是，中国古代的济贫往往注重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同时，中国古代的济贫实践在传统上较为注重运用政府行政手段，而没有采用立法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摘编自唐钓《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与评估》

材料二   1978年起，政府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等，这些措施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1986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此后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到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2000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地区的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进入21世纪，全国经过从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到精准式扶贫，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万人，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级）减贫任务，贫困发生率减少到1.7%。

——摘编自燕连福等《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经验与持续推进的着力点》

材料一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   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影子。18世纪后，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县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等省的县丞、巡检司与典史已经开始划定分辖区域，打破了原来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正是延续了这一方向，在县下划分出更多的分辖区域，以便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各种协会的成立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凝聚力所在。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推进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如何形成互动的良性治理格局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明确其基本职能，积极营造属于乡村成员民主协商的新领域成为发掘乡村社会秩序活力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政治家托玛斯·卡莱尔由此认为，政府的“自由放任”成为了“财富主义的真理”。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直到20世纪初，国家作为一种超社会力量对分配加以调节，才使贫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摘编自刘金源《财富与贫困的悖论——论英国工业化的失误及其原因》

材料二   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工业基础薄弱。斯大林认为，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力量走向社会主义。1928—1937年，苏联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1936年，苏联新宪法明确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37年苏联国民收入由1913年的210亿卢布增加到963亿卢布，人民总消费水平提高了一倍。30年代苏联第一次消除了失业，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有全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有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理解和实践上的一些失误，使共同富裕一时成了空中楼阁。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了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途径，到20世纪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逐步建立起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据张雪梅《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