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医学以阴阳平衡为人体生命活动的理想状态。《黄帝内经》说：“阴阳匀平……命日平人”，所谓“匀平”、“平”，相当于儒学“中和”、“和”，失中、失衡是引起各种病理状当的决定因素。宋以后，受“理先气后”的唯心论影响，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取代了对人体本身内部结构的探索，架空了医学的实证科学内涵。……古代中医医德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核心道德理念是医学乃仁术。儒学学风以尊经崇古为传统，儒者把医药学的产生归于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人的创造，医学经典为圣人所作，不可更改，致使中医学的发展始终不能突破《黄帝内经》《仿寒论》等古代医学经典的框架。

——摘编自谈文琼（儒家文化对中医的影响研究）

材料二近代发生在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战，其背景是复杂多样的。鸦片战争后，西医东渐。影响日大。近代知识分子认为，科学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真理体系，中医则被质疑其科学性。在近代爆发的疫病中，中医的束手无策暴露出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落后。中西医的冲突与论争也是近代两种不同文化斗争的缩影。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是与列强侵华同步进行的，因此文化冲突与中西医论战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关系。

——摘编自王晓翠{民国时期中西医论战研究）

材料一：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而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二：“清洁”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国人的清洁观念逐渐变得重要而明晰，清洁事物不仅被视为卫生防疫的关键乃至首要之务，而且成为关乎种族强弱、国家兴亡与体面的政治大事；原来基本属于个人事务的清洁活动也日益被作为公共事务纳入官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

——据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

材料一   尽管19世纪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但是1914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却仍然膨胀到它在1750年的3倍以上。此前大部分人口死于传染病，而传染病的传播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水平。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的营养水平得到提高，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应增强，死亡率自然也就随之下降。即使有时会发生农作物歉收，新的运输工具也保证了来自外界的充足供应。同时工业革命还改进了下水道系统，饮用水也更加安全，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新医药科学的应用，例如接种疫苗、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等措施使得西北欧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从1800年至少30%降低到1914年的15%左右。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工业化使工人离开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进入新的工厂中心。欧洲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的南部和东部等地向德国、法国，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工业中心输送了几十万移民。在19世纪末，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移民者也如潮水般涌入了有更广阔前景的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早期，在英国的领导下，从非洲贩运奴隶的贸易废止了，只是向中东贩运奴隶的现象还留下一些残余。人道主义关怀和工业化工厂有效组织自由工人进行生产的新能力都推进了奴隶制度的废除。

——摘编自皮特·N·斯特恩斯著《全球文明史》

材料   1957年,顾方舟带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1957年,顾方舟从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1960年,顾方舟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顾方舟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一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种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摘编自徐源《病毒学家顾方舟:一生只为一件事》

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