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而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二：“清洁”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国人的清洁观念逐渐变得重要而明晰，清洁事物不仅被视为卫生防疫的关键乃至首要之务，而且成为关乎种族强弱、国家兴亡与体面的政治大事；原来基本属于个人事务的清洁活动也日益被作为公共事务纳入官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
——据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兴起发展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赋予了“清洁”一词怎样的新内涵，并分析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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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明代万历年间瘟疫流行。旱灾经常与瘟疫相伴随，使瘟疫迅速蔓延，加重瘟疫的危害性。旱灾有时还伴随蝗灾，旱灾导致禾稼尽，饥荒不断，粮价飞涨，人相食。“民饥多疫”是万历年间瘟疫发生的典型特征。除了旱蝗灾外，受地理环境影响，一些地区受到其他灾害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些灾害同样与瘟疫相伴随。像一些地区经常受到水灾影响，如上海嘉定县万历三年乙亥，大水疫。万历年间的瘟疫除了与其他灾害相伴随的特点外，还有种类复杂多样、患者症状不一、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的流行特点。万历年间瘟疫流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朝廷停止大型工程，诏免灾区夏粮秋税，留以充赈并督促地方官员维护好社会秩序。《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了万历年间一些应对瘟疫医术高明、积极作出贡献的医生，如浙江周行县蔡系施药，救活数万人。
——摘编自王金鹏《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根据材料，分析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特点。
材料一：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磁疫。不知是由于……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盒，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人圣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枚游行或其他活动，皮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一群青年男女隐居乡间别墅，这座别墅筑在一座小山上，和纵横的大路都保持着相当距离，整座宅子已在事先打扫得干干净净，卧房里的被褥都安放得整整齐齐；每个屋子里都供满着各种时令鲜花，地板上铺了一层灯芯草。……
——节选自《十日谈》
材料二：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作者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的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他认为传染病乃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
第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年～前500年间人类所遗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试的过程。
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年～公元1200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大约在900年左右，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增长。
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了1200年～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至。
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1500～1700年世界疫病状态。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
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长久共存。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与人•译者序》
(1)《十日谈》对研究14世纪的欧洲社会生活有何史料价值？在使用这种史料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2)结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瘟疫与人的关系。
材料一 在与瘟疫相互搏斗的过程中，17世纪英国的防疫体系真正走向了体系化，英国世俗政府在这时期取得了对于国内外事务的治理大权，成为防疫系统的主体，旧有的教会救治机构不再生效。英国构建了中央—地方两级防疫体系，防疫法令颁布逐渐统一。1665—1666年伦敦大瘟疫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伦敦法令》，改变了以往对于隔离病人“敬而远之”的态度，安排专门的马车夫运送病人去隔离医院，能够让病人尽可能地得到救助。法令还充分考虑了家庭隔离的不足，公开要求各城镇在周边空地设立防疫隔离场所，解决了隔离医院救助人数有限和家庭隔离造成家人感染的现实问题。
——摘编自许晋《英国瘟疫治理政策研究：以伦敦大瘟疫为中心》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与其相配的医疗体系也逐步完善。普鲁士在1842年颁布了新的《济贫法》，在该法案中强调社会救济原则，不再以属地原则为主，所在社区有义务对病人进行照顾。1876年时，每388.7人中就有1名专业人员，专业医生成功取代非专业医生和外科医生。普鲁士的公立医院从1822年的155家上升到1876年的12122家。在1852年，每121人中就有一人每年在医院接受一次治疗。到了3年后的1855年，每86.8人中就有一人每年在医院接受一次治疗。
——摘编自赵戈晨《19世纪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世纪英国瘟疫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德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