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
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至明代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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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秦汉的乡亭制度向两宋的保甲制度转变是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大转折点。秦汉时期的“三老”是官派乡官，多由地方贤达人士充任。汉文帝曾有三老“各率其意以道民”的诏令，乡官甚至可以通过察举制度进入中央官僚系统。待到隋唐时期，优秀士人不再愿意委身乡村的琐屑工作。至两宋改制，背靠政权的保甲长在乡村的影响力不及拥有功名的士绰与基于血亲伦理的族长。保甲建制近似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其管理者近乎沦为县级官员驱使的差役，同时还要侍奉地方士绅，“士民”常不愿充任。
——摘编自潘建雷等《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材料二 1938年8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决议通过了《县各级组织纲要》，保甲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规定十户，十甲为保，执行管、教、养、卫任务。“管”就是清查户口，联保连坐；“教”除文化教育、抗日教育外，主要进行党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养”是通过整理财政规定地价、土地陈报等，开辟财源；“卫”主要是训练壮丁以靖地方，防止共产党势力渗入。“管、教、养、卫”四者中，“管”是根本精神所在。保甲长的主要职责是征兵、征工、征粮、征款，也获得了滥用职权和从中揩油的大好机会。
——摘编自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卷）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说明两宋的保甲制度是“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大转折点”，并分析这一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简要评述国民政府实施的保甲制度。
材料一 新的专制政权或曰官僚体系必须寻求其它的支持性因素以维持自身的运转。这个因素是以族权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权，政权必须与自治权相互合作，才能实现自身职能，才能“号令天下”。……在中国古代，农村社会要保障乡民的基本权利利益，要维持稳定，也需要借助宗族组织。……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每个农业家庭必须寻求一定的外力支持。农村宗族组织体系便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白临鹏《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复兴及其对村治的影响》
材料二 建国以来宗族被当作封建余毒，打击宗族势力成为国家反封建的重要内容。“从50年代开始的土改运动，到后来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国家政权结构的触角一直延伸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基本实现了对村民的全方位控制，国家的正式制度在进入社会基层的过程中，不但结束了乡族自治的传统，而且逐渐地影响、改变和控制了民间的非正式制度，直到将它们取而代之。这使在广大农村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宗法组织遭受了沉重打击，宗族活动基本停止。直至改革开放后，宗族又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宗族复兴提供了经济基础，宗族复兴为维护家庭利益提供保障。
——摘编自文瑜《我国农村宗族组织与基层政权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村宗族组织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以来农村宗族组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宗族复兴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通过他们的威望和人际关系来影响地方事务。他们既参与统治过程也参与决策过程，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赈灾、修路等都有士绅的参与甚至负责，涉及到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为民间。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共同维系着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协商政治的特质》
材料二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明代政府不仅规定乡绅本人可免除徭役，且可惠及其家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正式权力”。这种非正式权力与官僚的正式权力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彼此形成制约。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如同一个“缓冲带”，减少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强着社会结构的弹性，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的运转。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