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认为，从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地位步步上升，最终独占鳌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下表所列为英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历史事件。

英国历史大事年表（部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经济演进的路线，是由解决了欧洲欠美国重建债务的盟国间金融协定所决定的。针对这些协定的谈判，将冲突从战场上转移到了外交家的会议室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此前的角逐让位于盟国彼此之间的竞赛，而美国则从这场竞赛中胜出。

——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

材料一   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英】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材料二   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摘编自1989年福山《历史的终结》

材料一   公元前227年始，罗马首次启用“行省总督制”，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行省制度。统治初期，行省总督主要负责征收什一税，同时，他们不断往来于各地的巡回法庭，忙于处理案件。派赴行省的总督基本上是才能出众的“精英”，但实际上他们作为军事统帅，长期供职于军队。行省法令的颁布，基本上遵循了一些城市原有的法律制度，并为一些矛盾激化的城市起草和制定新的城市法。罗马还设立了专门审理行省居民控诉行省总督案件的特殊法庭。但在尊奉“祖先惯例”的传统下，不得过度干预行政官员的职权，致使在共和国后期，行省官员飞扬跋扈的现象屡禁不止。

——摘编自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

材料二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的物价急剧上升，大量穷人、乞丐和流浪者因饥饿而死，社会秩序动荡混乱。面对这一危局，当时的英国政府针对物价出台了一系列干预和遏制政策，而立法作为一种重要的价格管制工具得到了充分运用，尤其是王室敕令这一法律形式更是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据统计，当时共有30项敕令针对食物、肉类、糖类、啤酒花、酒类（合法国酒）弓箭盔甲6类商品的价格制定了官方最高限价。鉴于伦敦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都铎政府对伦敦市的价格管制高度关注。为保障物价管控效果，都铎政府严惩违抗限价命令的地方官员。这些举措为都铎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摘编自柴彬《英国近代早期的物价问题与国家管制》

材料三   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     汉长安城的北城墙曲折如北斗七星，这是强调城郭与宇宙同构，与天地呼应，折射出汉代“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礼制要求。汉代长安城内部政治中心位于皇帝的宫殿区内，而官署的位置也是紧靠宫殿分布。其闾里分布在城北，与商业区分开；汉长安城80%以上的面积都是宫殿区，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东西与南北主轴线的道路两边，城内几乎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和大型的活动场所。长安城郊有大型的游猎场、角马场和园林建筑，提供给皇室和贵族享用的。

古罗马城有公共浴场、公共剧院、角斗场、音乐厅和图书馆，它们与商业区、居民区交融，看似杂乱无章，却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便捷有序。罗马城内的政治中心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帝国广场群，具体的行政事务的办理位于城郊的皇帝府邸内，城市内部的政治气息并不十分浓厚。罗马城以广场为中心，建筑沿着道路呈现辐射状分布，皇帝的府邸和居民区主要分布在广场外侧，这样样的布局应该是受到了西方宇宙观的影响，即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地心说”体系，罗马城的建设就是围绕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的。

——摘编自韩俊英《秩序与反秩序之美——汉长安城与古罗马城形态比较》

材料一我国古代监察官在行使监察权力时，一般说来不仅不受同级乃至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也可以不受上一级监察长官的左右。隋唐时期，其独立性更加明显，一般御史在执行监察任务时，不仅不受任何官员的约束，甚至连御史台长官也无权过问，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且可以闻风奏事。清代还规定“御史言事，不先自台长”。

——摘编自张立武《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古罗马监察官制度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22年一共持续了421年。一般认为监察官制度在苏拉独裁期间被废除，因为在这近十年间没有作过人口普查。尽管后来在庞培和克拉苏任执政官期间，监察官制度又被恢复了，但其权力受到保民官克劳狄制定的一项法律的限制。该法律规定，监察官必须遵循特定的程序才能把某位元老驱逐出元老院，同时两位监察官必须就此处罚达成一致意见。庞培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废除了该法律，但监察官的权力和影响再也无法恢复。随后的内战期间没有再选举监察官，公元前22年以后，罗马不再设监察官。

——摘编自李阳华《古罗马监察官制度及其评析》

材料一   万隆会议开幕当日，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的发言用了很长篇幅来攻击共产主义，他要求人们对共产主义采取“防御措施”。后来又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贾马利的行列。关键时刻﹐周恩来提出了著名“求同存异"命题。他说：“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

——摘编自《解放日报》2015年4月24日）

材料二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实践证明，“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激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同时，“上海精神”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和价值，为所有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国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

——习近平2016年6月24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