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材料

材料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等古代思想流派，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都主张“崇俭抑奢”，从而使“崇俭节用”思想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消费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崇俭抑奢文化史。特别是在古代，崇俭抑奢作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帝王的圣旨御撰、官员的公文案牍，学者的讲章论著，平民百姓的家规家训等大部分文献典籍之中，清人朱柏庐著名的《治家格言》共600字，谈论节径的就达120字之多。“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中，讲得最多、最久、最深刻的问道是奢俭问题，奢俭论，是中国消费思想的核心。”

——摘编自赵迎芳《中国优秀传统消费思想及其现代转换》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消费群体——商人。他们因为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消费中体现出强大财力，引起社会瞩目。例如，“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商贾并凑，粮食馔，鲜衣服，丽车栋，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由于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官僚更易于成为奢侈的榜样，连被誉为中兴之臣张居正亦未能免俗，“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在奢侈风气影响下，普通百姓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消费热潮中，在杭州，“本地上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不以储蓄为意，中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归归市肴酒，夫妇因醉而已，明日又为明日计”。

——摘编自欧磊《明代中后期奢侈风气差异特征论》

材料一   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作为心之本体，良知承载了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人因之而能判断善恶是非，它既先验地内在于人的心中，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据。王阳明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按照良知来安排自己的言行举止，“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在阳明心学的视野中，良知在人的塑造和自我成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是人能够过有道德的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依傍的前提。儒家礼教的秩序精神、是非准则、善恶标准内化为自我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以良知的形式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就此而言，以礼为教在心学中就成了以良知为教。从所承担的现实功能角度来看，以良知为教与以礼为教有着共同的指向，良知是礼教塑造人、规约人的心学体现，构造了人的心性秩序，承担了“教”的功能。因此，在心学里，良知与致良知也就成了“良知教”。

——摘编自朱承《阳明心学与礼教精神》

材料二   中国科技对西方的影响首推中国的四大发明。而在建筑上，中国园林建筑对西方“洛可可风格”建筑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传入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促进了其造船业的发展。华人也将中国的建筑风格传播到泰国，丰富了泰国的建筑艺术。11世纪中期，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朝鲜，高丽人在毕昇的胶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此外，高丽的瓷器工艺是在中国原有的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同时，青瓷和白瓷大量输入日本，日本的建筑也多采用中式建筑方法。

——摘编自陈苗《浅谈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辐射及影响》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