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纪，35°N附近的东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他们在中西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如此重要，以致被分别尊为“PrinceofPhysicians”和“医圣”。

材料一：盖仑（129-216？）出生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自幼接受希腊哲学、数学和文学教育，青年时辗转各地学习医学知识。他承袭“医学之父”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病理学说，但绝非对波氏医学的教条研究。在亚历山大城接受的动物解剖训练，使他能够从具体器官、部位的损害或病变来探明病因，进而开展大量巧妙的生理学实验，探索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他积极践行亚里士多德“实践研究与科学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以数学推理式的严谨思维来保证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的准确性。这些空前的成就使他出人头地、成为御医，但他始终坚持着“有治无类”的行医准则。他著述颇丰，据说超过300本，传世经典《论身体各部分的功用》是西医必读书籍。盖仑医学被教会势力长期奉为不容触犯的金科玉律，因此其学术价值在近代遭到不公贬损，但更多学者将其视为西方近代医学的起点。

——摘编自（英）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材料二：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等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建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则反映出当时临床医疗的发展。东汉后期，天灾与战乱致使疫疾连年，张仲景（148-219）因近百名族人死于伤寒而立志从医，他反对“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之人，主张“精研方术，爱人知人”。他以医经为指导，总结荟萃经方家们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熔于一炉，著成《伤寒杂病论》。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一病一证（症状、体征等）、一方一药的正确论述，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提出“辨证施治”范例，成为后世医家临证诊疗的重要准则。

——摘编自常存库《中国医学史》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在防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两汉疫病多发时期，政府都采取了如发放药物、强制隔离病人、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积极的抗疫救灾举措。唐代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防控疾病，如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赈灾送药等。宋代更是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民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疫病”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应对。明清时期，国家政策转向消极，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而民间社会力量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张剑光《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等

材料二   随着西方防疫观念和相关实践的不断传入，20世纪以后，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11年，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1916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多次大瘟疫的近代中国终于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瘟疫防治机制，它囊括了卫生观念、疾病预防、治疗和善后等环节，涉及疾病预防、治疗的相关领域。

——摘编自杨银权《中国近代防疫体制建立探析》

材料一   14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洲，人口死亡率达到30%—50%。大批政府官员死亡，导致公共治安、法庭审判、甚至日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乱状态。劳动力减少了25%……黑死病期间及疫情之后，应急委员会的成立，出现了一批面向公众的瘟疫防治手册。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威尼斯建立许多站点专门用来隔离从东方归来的船员。在远离城市的岛上设立墓地埋葬因黑死病而死的人，埋葬的深度要达到5英尺。欧洲各地纷纷出台城市公共卫生法，始建市政健康委员会。到了16世纪在欧洲大部分中心城市，关注公共健康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材料二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肆虐全球，北京时间2022年4月5日7点现有确诊5755万例,累计确诊4.9亿例,累计死亡超616.4万人,死亡率1.3%．，14亿中华儿女顽强地斗争取得抗疫的基本胜利……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中国抗疫最困难的时候，曾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运行的战略……“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和行动……靠的是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靠的是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强大民族精神，以及守望相助、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和情感基因。

——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