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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卢梭《社会契约论》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材料一 当时的自然状态中存在着对人类生存不利的种种障碍，阻力已经超过了每个人在那种状态下为了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人类既然无法产生新的力量，而仅能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那么人类便没有其他的生存办法，只有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才得以克服这种阻力，通过一个唯一的动力将他们发动起来，使他们协调合作。

——摘编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明确提出，任何人在行使自由权的时候，决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因此，只有公共意志才是最高的人民主权，个人自由是受公共意志约束的。由于明确人权的最高体现是公共意志，自由的事业就成为公共的事业，由此就产生了人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公开性和很高的透明程度。在卢梭看来，人民主权是不能分割、不能转让、不受限制、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此之上不允许再有一个指挥者，因此一切决策均需以公共意志为准，公开地进行。

——摘编自刘宗绪《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启示》

材料三 卢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摘自《大国崛起》解说词

材料一若是把他们看成乌托邦分子或者集权主义者，这在哲学上是错误的，从历史而言则是荒谬的。事实上，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试图以求实际、讲原则的方式解决问题……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榜样供当代知识分子奋力追赶，也展示了一种与压迫性的制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做斗争的样板。

——【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材料二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摘编自【德】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

材料三启蒙哲人对批判的推崇及其对形而上学的正当批判明显地表明，启蒙运动不是理性的时代，而是一次理性主义的造反。这场造反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一方面反对把理性说成是唯一的，甚至主导的行动精神的论断。另一方面否定那种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的神秘现象，都可以通过研究而得到阐明的观点。主张批判至上，绝不意味着理性万能。这是一项要求有权质疑一切的政治主张，而不是要求宣称一切都能被理性了解和驾驭。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

材料一   一旦人民能够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将它打破时，他们做得更加正确了。那是因为，人民依靠暴力而夺回了他们由于暴力而丧失的自由。……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得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以及财富，并且因为这一结合而形成了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依旧像往常一样地自由。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康德主张，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自由并非放任自流、我行我素，它体现了人类道德和人类幸福的一致性，自由既是人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这种神圣的权利应该由“法律”来保证，使争取自由权利的努力不致被权势扼杀。……宪法应容许“最大可能的人类自由”，同时又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并在适当的时候把“制度按照理念”建立起来。

——摘编自陈乐民《康德论启蒙》

材料一   17世纪，被后人称为“理性的世纪”，这个时代如此信奉理智的思维，整个世纪都弥漫着关于理性的统一和不变特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教会了人们思想的独立，不再受宗教势力的摆布和王权对他们的思想奴役，但是却让自己成为了新的宗教。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只会让人们从一个迷信转移到另一个迷信上，无法真正解放人的心灵。而启蒙思想家弘扬的批判怀疑的精神，则会使人类社会的情感联系变得虚弱，更容易让社会中的人陷入信念迷失的危机。

——代志卿《从“社会人”到“自然人”：卢梭＜爱弥尔＞对理性崇拜的反思》

材料二   在18世纪，德国却始终是一个地域概念，由300个王公和1200个领主统治着……战争又使德国分崩离析。随着拿破仑的进军，德国人看到他们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匍匐于拿破仑的脚下，这更激起了整个民族的自卑屈辱心理。于是，“一个对法国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而竭力在文艺和生活上颂扬一切德意志国粹的派别，必然会适逢良机地兴盛起来。”……德国浪漫主义无疑有反叛启蒙运动的一方面，更有延续启蒙的基本观念，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实现启蒙理想的一方面。

——黄学胜《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之间思想关联初探》

材料一 中世纪时期，早期基督教神学坚决拒绝科学，在此期间，一些东方民族扛起了被大多数西欧人遗弃了的科学大旗。最初的贡献是波斯人，他们的文化中心荣迪沙帕尔在5—7世纪负有盛名：人们在这里翻译了许多希腊书籍，使得希腊哲学和印度、叙利亚、波斯的哲学得到初步融合。及至阿拉伯人征服中东和大片地中海地区、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保存和传递薪火的工作则主要由他们承担起来。近代科学的出现，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也产生出全新的东西。有两个人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是培根，一个是笛卡尔。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笛卡尔的名言叫“我思固我在”，指出了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诉求。

——摘编自高毅《科学革命与科学思维传统的确立》等

材料二 康德认为只要给民众以自由，启蒙便水到渠成。启蒙要求人们有勇气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便要求个人不再盲从于权威，要求个人敢于以学者的身份对一切听众或读者说话。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西方传统社会过分束缚了人的自由。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处处受缚于锁链。”

——摘编自卢风著《启蒙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