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子强调“刑过不避大臣，善赏不遗匹夫”，“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试图把“法”作为基本规矩尺度，以此去规范、约束一切行政活动，排除君主和官吏的私心、私威及主观臆断的干扰，韩非子还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监控，甚至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主张。商鞅看到了仅靠监督来防止官吏腐败的局限性，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和官员。事实上，从秦代开始，中国传统政法体制设置就贯穿着浓厚的监督制约色彩。
材料二 儒家强调加强道德修为，自内而外从思想上防控腐败，这对于反腐倡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孔子主张“欲而不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扬“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这种内省不疚、无愧于心的精神满足感，是为官者严格自律的内在动力。
材料三 西方把权力视作“利维坦”。为了防止权力失控，防止腐败，西方素有分权、法治的传统，形成了遏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制度和文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的标杆或参考。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高度推崇法律:“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经过历史的沉淀，法治深入人心。为了防范公职人员腐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比如韩国有《公务员道德法》，法国有《政治生活财务透明度法》等，在这些制度得到很好执行的国家，政治就相对清明，腐败现象较为轻微。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反腐败专门机构，一般直属议会，例如，英国领导反腐败机关的总检察长直接对议会负责。对于公职人员违反法律以权谋私的行为，很多国家的公务员法都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秉承零容忍的执法态度。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被称为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是民间社会系统的信息通道。
——以上材料摘自《推进反腐倡廉工作需汲取中外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法家和儒家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2）根据材料三，概括西方国家防止腐败的措施有哪些？
（3）结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反腐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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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埋没在宗族体系之中。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二：孟子主张的家庭成员行为准则是仁、礼、义、慈、孝、敬。“仁”就是要孝敬父母、关心他人；“义”就是要尊敬兄长；“礼”就是要谦让；“慈”是长辈对晚辈要慈爱；“孝”和“敬”则是晚辈必须履行的对长辈的尊敬和赡养等义务。孟子认为处理好父母兄弟的关系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还能影响政治。
材料三：秦汉时期，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那些家庭历史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整合和普遍化，成为两千年中持续保持的强国传统。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家庭形式。
——摘自张国刚《中国家庭史》
(1)据材料一概括西周、春秋时期家庭的主要特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孟子的家庭教育观。
材料一 史料一：《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史料二：《礼记·大传》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史料三：《国语·鲁语上》载：“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材料二 在前国家时期，先民们信仰原始宗教，这是祭祀的起源阶段。
早期国家时期，君王们通过举行祭祀来建构政治权威与权力秩序，祭祀因此呈现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并逐渐由早期的原始祭祀向国家祭祀演变。
秦汉时期，中国“国家祭祀”制度也随着儒家礼制化的改革而渐趋定型。
唐代时期，国家祭祀中的人性成分逐步提升，孔子、太公望均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出现吸纳民间信仰的先兆。
宋代时期，国家祭祀体系吸纳的民间信仰开始增多，最为突出的有马神祭祀。
明朝时期，朱元璋通过国家祭祀体系祭祀先代帝王的力度可谓空前，并且把大批历代名臣加入从祀。
清朝时期，吸纳民间信仰的关圣、文昌入中祀，设立贤良、昭忠祠入小祀，光绪年间朝廷升孔庙祭祀为大祀，以增强王朝的社会控制能力。
——摘编自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古代中国祭祀制度的历史，指出其共同的史料价值并进行说明，同时指出古代王朝强化祭祀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历代王朝祭祀制度的演变与强化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今日看来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 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汉武帝把全国分为 13个州，每州设一名刺史，刺史负责对所辖各郡进行监察。后来刺史的权力逐渐由监察领域向行政财政军事等领域扩张，州刺史获得军权，成为集军政财监察权力于一身的地方权力中心。东汉时州刺史的治所由不定到固定，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两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依据“山川形便”原则把全国300多个州划分为10道，作为监察区域，道的长官名巡察使，或名处置使，后来则定为观察使。玄宗开元年间，每道有固定治所，重演了汉代州刺史权力逐步扩张的历史，地方行政区划也由州、县两级变为了道、州、县三级制。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1)指出材料一中的“地方分权体制”与君主“独制”的名称，并比较两者的不同。(2)根据材料二概括汉唐地方行政机构的演变趋势。并结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上述不同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