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普朗克（1858-1947）十分具有音乐天赋，曾为多首歌曲作曲，但他在大学选择专业时，决定学习物理。他的物理老师曾劝他不要学习物理，认为“这门科学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这也是当时许多物理学家所坚持的观点，但普朗克说：“我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中年以后家庭遇到了不幸，1909年，妻子去世，后来大儿子死于凡尔登战役，二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未遂而被纳粹杀害，然而普朗克仍以顽强的毅力潜心研究物理学。他发现了普朗克辐射定律，提出能量子假设，为量子理论奠基，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纳粹政权统治下，他反对种族灭绝政策，并坚持留在德国尽力保护各国科学家。

——摘编自冯士超《世界科技发展史话》

材料二   邓稼先（1924-1986）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便投身到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他认为只有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本领才能报效祖国，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一年多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美国政府打算用优越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留住他，但被邓稼先婉言谢绝了，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回到祖国，并隐姓埋名，在茫茫戈壁数年如一日从事核武器研究，他的团队攻坚克难、费尽心血，使新中国成功地研制出原子弹、氢弹，被授予“两弹元勋”。

——摘编自杨振宁《邓稼先》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应“服务于国家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据经济建设需要设专业”等办学要求。到1952年5月，全国高校先后完成了恢复教学秩序、接管国统区公立大学、改造私立大学为公立大学、接收教会大学，以及全国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等任务，统一了大部分教师对院系调整必要性的认识。之后，教育部全而实施院系调整方策和计划。同年12月，全国约70%的高校得到了调整，实现了重组或建立高等工科院校的主要目标。例如，厦门大学工学院的航空系并入北京航空学院，电机系、机械系大部并入南京工学院，土木系、建筑系大部并入同济大学；此外，还有10多个院系专业先后调出与其他大学合并。这样，原有高校独县特色的多院制综合大学，转变为多科性或单科性工业大学。这种高校调整的结构原则和模式在全国各高校逐步推广并确立下来。

——摘编自王红岩著《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等

材料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院校调整成为热湖，倒如，清华大学以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和发展综合性大学为目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寻求解决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工业设计专业发展的新矛盾，都在寻找合作办学伙伴。两校对各自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符号“科学”和“艺术”及共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达成共识，认可合作办学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优势地位。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加盟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并后艺术设计与理工科之间彼此促进，带动了其他交又学科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的重大发展。

——摘编自曹镇玺等《制度环境变革、合法性重构与大学学科组织再制度化》

材料一   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   为改变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观念，《共同纲领》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49年12月，党和政府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1950-1952年，800多万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作业中进行自我教育。此外，我国教育工作者还翻译一系列苏联书籍，推广苏联劳动教育的模式。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鼓舞了民众从事劳动创造的热情，激发了劳动积极性。

——摘编自李健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