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父子。父子是血缘关系，君臣是共事关系，前者是天生的尊卑关系，后者却不然，因此不能“视天子之位过高”。这就不但与宋明理学把君臣父子的尊卑秩序视为一体大不相同，而且也与原始儒学以血缘氏族为国家根本从而由“父子”到“君臣”也颇相背离，黄宗羲痛斥“三代”之后的“人君”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业，所定的典章制度实际上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所以主张彻底变革，以建立真正的法，黄宗羲说“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思想突破……黄宗羲所要建树的“法”的内容是什么？其中重要的两项是“置相”和“学校”，前者“置相”是设立宰相，实际已接近于近代责任制的内阁总理……后者“学校”则接近于近代议会，并非仅教育机关。

——摘编自李泽厚《经世致用观念随笔》

材料二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尽管处于萌芽状态，它却始终呼唤着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出现反映它的存在，适应它的需要的意识形态……明末清初，激烈的阶级斗争给予具有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想以强大的推动力，在明末农民战争总爆发的前夕，新兴市民的反封建斗争，曾经一度蓬勃兴起，最为激烈的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空前地冲击了整个封建制度，同时在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分化，部分在野开明地主及知识分子不满朝政的腐败，要求改革现状，作为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从小受到反封建的熏陶，在东林党人遭到残酷镇压后，黄宗羲反封建激情一度被推向顶峰。清兵入关和清初政权的残酷暴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

——摘编自程志华《黄宗羲民主思想成因初探》

材料一   守旧而维新、复古而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消失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新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够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       

                                ——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中国思想的演进，正如韩愈、张载所指出，如果儒家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融合为一体，就可以“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这一理论工程，经过韩愈、张载等思想家的运送木石，到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由他们设计建筑，就有了理学大厦的创建，而且这一大厦之后仍在继续和完善，这是佛教与中土文化以及儒、道的高层次融合。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三   清初诸帝也像他们以前的辽、金、元代的皇帝那样，接过儒家的术语、方式和思想，将其用于拥戴和维护政治权威，而这也正是儒家那套东西的本意所在。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在他（康有为）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材料三：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会议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工农开门，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要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

——摘编自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材料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1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材料二   

变调

材料三   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1999年8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均有留学经历，都可以称为“海归”人士。

材料   

——摘编自孙义坤《建国以来高考历史试卷（全国卷）述评》

表为1952-1957年高考历史试题内容情况表（单位：%）。

材料   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其后，清政府又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在这120名幼童和后来赴欧洲的留学生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启蒙思想家严复。

如果说最早去欧美留学的潮流，是在西学强势来袭的背景下被动作出的选择，甲午战争后赴日本留学的潮流，则多了一些主动性。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其中杰出代表包括孙中山、鲁迅、周恩来、蔡元培、田汉等。

“庚款留学”在1909年一1937年之间，由清华选派了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留学生，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竺可桢、侯德榜、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周培源、梅贻琦等都是“庚款留学”的杰出代表。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俄潮兴起，成为一种与大众留学不同的革命留学。它一开始就是严格而有目的的革命班干部培训，在中国留学史下，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产生了“留苏热”，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领导人。经过“文革”时期，1978年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留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9.96万，成为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从1978年到2012年年底，短短34年。

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

——摘编自郭霞《留学的世纪回眸》